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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叭バ姓�，路有多遠？作者/余俊
3月7日，“兩會”期間，全國政協(xié)十一屆五次會議教育界別聯(lián)組討論會上，全國政協(xié)委員、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原副院長石定果在發(fā)言時，嚴厲批評了行政權(quán)力對大學辦學自主權(quán)的過度干預。
與此同時，被視為高校改革“試驗田”的南方科技大學，仍然備受社會輿論關注。3月3日，全國政協(xié)委員、南科大校長朱清時面對媒體談及南科大目前面臨的最大難題時表示，“還是‘去行政化’，這個問題非常難解決�！�
高�！叭バ姓眴栴}再度引發(fā)熱議。
高校“行政化”并非新話題行政級別、外部行政權(quán)力對辦學自主權(quán)的剝奪與干預、內(nèi)部行政權(quán)力對學術權(quán)力的凌駕與擠壓，可看成是高�！靶姓北憩F(xiàn)出來的三個方面。
記者發(fā)現(xiàn)，只要一提到這個話題，被采訪者無一不首先談及高校的行政級別。
“一個搞教學、搞科研的高校，不以教學質(zhì)量、科研成就論高下，卻紛紛以副部級、正廳級這些行政級別論尊卑，簡直是可笑！”某副部級高校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教師這樣評價。數(shù)據(jù)顯示，目前，我國有副省級城市15個，但副部級大學卻有31所；全國地廳級城市不到300個，但廳級大學卻多達1000多所。因此，大學至少有60多位副部級干部，還有4000位廳級干部。按照大學問題專家熊丙奇教授的分析，“985”高校的黨政領導班子一般有領導13至15人，黨政機構(gòu)30個左右，機關工作人員四五百人（其中處級干部100多人）。 (范文網(wǎng) m.gymyzhishaji.com) “試想一下，我國各行各業(yè)，除了高等教育、大學之外，還有哪個行業(yè)部門，能擁有如此密集的官員特別是高行政級別的官員，并組成蔚為壯觀的‘官場’？”有學者這樣發(fā)問。
事實上，擁有行政級別或行政職務的高�！肮賳T”，往往也更容易占據(jù)晉職評級評優(yōu)的各類榜單。
教育部2009年評選的第五屆高等學校教學名師當中，100位獲獎者擔任行政職務的占九成，不帶任何“官職”的一線教師僅占一成。在同年評選的兩院院士中，35名中科院院士，八成是高�；蜓芯繖C構(gòu)的現(xiàn)任官員；48名工程院院士，超八成是現(xiàn)任官員；特別是60歲以下新當選的工程院院士中，均有校長、院長、副院長、董事長等職務。“你只要查閱一下各個高校的人員名單就可以發(fā)現(xiàn)，一個大學真正的專職教師最多一兩千人，而機關、后勤人員往往數(shù)千上萬人，而這些人員絕大多數(shù)不僅具有行政級別，同時還擁有學術職稱�！敝s文作家、湖南師范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魏劍美如此感慨。
而石定果提到行政權(quán)力對學校管理的過度干預，只是高�！靶姓钡囊粋�方面。一些大學老師對此感受更為直接。合肥師范學院教育系主任吳秋芬教授說：“在招生計劃、教學科研項目、學位點及重點學科、重點實驗室等名目繁多的建設工程的立項審批中，行政力量強行介入，強化了對學校的干預�！�
除了外部的行政干預，學校內(nèi)部行政權(quán)力對學術權(quán)力的凌駕與擠壓同樣讓人倍感憂慮。
24歲的王俊雄是武漢生物工程學院生物技術專業(yè)畢業(yè)生，他在上海警備區(qū)服役兩年后，退役返校成為一名保安員。1月4日，正在校門口執(zhí)勤的王俊雄向記者表示，“學校對我很關心，做保安挺開心的�！备鶕�(jù)學校規(guī)定，王俊雄可享副科級干部待遇，試用期工資1650元，正式錄用后月薪2000多元，與他同一批返校做保安的本校畢業(yè)生還有梁正權(quán)和陳聰。該校保衛(wèi)處處長刑連義介紹，2009年，保衛(wèi)處招收了退伍返校的大學生士兵周俊杰和徐錚，他們從保衛(wèi)處的保安職位做起，如今，周俊杰已調(diào)任學校管理系行政秘書，徐錚成為學校園林系黨政秘書。不難看出，與其說保安職位讓人滿意，不如說“副科級”待遇以及未來的仕途發(fā)展?jié)摿Ω屓藵M意。
原本應當市場化的高校后勤服務體系，卻被納入官場序列，“副科級保安”背后，顯現(xiàn)出高�！靶姓钡谋揭唤恰�
《嘹望東方周刊》曾總結(jié)了大學“行政化”的五個特點：一是大學官場化，校長與政府官員“交換”頻頻。二是資源分配行政化，“官老爺”把持一切，在職稱評定、課題申報等重要學術資源的分配中，行政領導往往享有“特權(quán)”擠占有限的學術資源。三是評價機制一元化，各種大課題和獎項多為政府所設，得到這些獎項，意味著學術地位受到認可；得不到這些獎項，意味著被排斥在主流學術圈之外。四是教授人格矮化，有多少一級學科，多少研究基地，獲得了多少社科基金，發(fā)表了多少論文，都是學校各級領導的政績，正是在功利性的高壓下，我們看到了教授剽竊等人格矮化的怪現(xiàn)狀。五是學生世故化，本科生學會了行賄教師換學分，研究生忙于為“老板”做項目而無暇顧及學業(yè)，學生團體幾乎成為“官僚試驗田”或“微型名利場”。
早在10多年前，有“魔芋大王”美譽的安徽大學教授何家慶就直指學�！靶姓痹絹碓絿乐�，官僚跡象明顯。2007年4月25日，因無法忍受大學“行政化”給自己的學術研究造成的羈絆，他向?qū)W院申請?zhí)崆巴诵荨?br />
2008年，南京大學教授董健更是在廣州“公眾論壇”上炮轟“校長官員化”現(xiàn)象。他指出，現(xiàn)在許多大學校長已經(jīng)官員化，不再是教育家，“這是可悲的”。
2010年2月27日，溫家寶總理與網(wǎng)友在線交流時，直言目前教育確實存在許多問題，他表示，“教育行政化的傾向需要改變，最好大學不要設立行政級別�！贝稳眨秶抑虚L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征求意見稿正式公布，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在新聞發(fā)布會上明確表示，要逐步改變政府對學校管理以及學校內(nèi)部管理的行政化傾向。當年7月29日正式發(fā)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2020年）》明確指出：“取消實際存在的行政級別”，在正文中刪除了征求意見稿中的“逐步”二字，“去行政化”成為教育改革必須解決的問題。
高校“行政化”的癥結(jié)何在？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我國大學‘行政化’絕不是一堆可以隨時拆卸的積木，而是有著深厚歷史文化背景、社會心理基礎和體制根源的社會現(xiàn)象。”陜西教育學院副院長文明教授從三個方面指出了高�！靶姓钡陌Y結(jié)所在。
他認為，高�！靶姓庇兄羁痰臍v史文化背景。事實上，建國后我國實行的是全面的行政體制，不僅僅是學校，企業(yè)、銀行、醫(yī)院，甚至各類行業(yè)協(xié)會，都被納入全國統(tǒng)一的行政化管理體制之中。自近代大學創(chuàng)建起，“官辦官管”制度一直是我國大學管理的主流，行政權(quán)力長期充當著大學運行管理的主導力量。1992年，中央指定14所高校的黨委書記、校長職務由中央直接任命，享受副部級待遇。2000年增加7所；2003年增加10所。還有學者認為，大學的行政級別只不過是確定大學世俗定位和規(guī)范大學權(quán)力分配的一種方式，充其量說它“未能免俗”而已，并非大學之弊的禍首。辯護者稱，任何組織都有某種程度上的層級權(quán)力劃分，這是組織和機構(gòu)正常運作的必要保證，大學作為學術性組織，自然也不例外。
長期以來無孔不入滲透于各行各業(yè)的行政化管理體制，奠定了“官本位”在中國牢不可破的社會心理基礎。這是高�！靶姓鄙娴耐寥篮铜h(huán)境。
文明教授指出，“我們在獎勵優(yōu)秀人才時，最普遍、最有效的方式依舊是授予官銜”。在中國社會生活中，官銜和行政級別對人才社會地位的標簽作用和激勵作用都超越了金錢、財富、榮譽等其它因素�！安粌H科學院、工程院和中央企業(yè)都設有正、副部級官位，工、青、婦、工商聯(lián)、民主黨派、基金會、論壇組委會，甚至連一些古剎名寺的住持、道長也有行政級別。確定了行政級別后，當事人的辦公室、用車、秘書、職務消費權(quán)、住房、醫(yī)療保障、政治待遇、社會地位等，很快就會隨之配套到位。”
魏劍美認為，“行政化”還是一個客氣的說法，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衙門化、官僚化、老爺化。他說，“衙門化不僅僅體現(xiàn)在高校機構(gòu)的設置、權(quán)力的分配、人身依附關系的強化等方面，更體現(xiàn)在思維方式上面�！�
“官本位和行政化傾向?qū)W生的影響同樣不容小覷�！敝心洗髮W行政學院在讀博士王明東，本科、碩士、博士都就讀于該校，期間還曾留校兼任輔導員和行政人員，對高校學生的生態(tài)環(huán)境非常熟悉。他表示，曾有學生問他為什么很多教授連一個共用的辦公場所都沒有，找學生談話時經(jīng)常要選擇自習教室，而某主任卻有單獨寬敞的辦公室，并且，請客吃飯還能報銷？
《羊城晚報》曾曝光這樣一個細節(jié)：北京某高校的“求是協(xié)會”到包間聚餐，成員們自覺地讓主席上座。等主席坐下，副主席、各部部長、副部長依次入座，干事們則另坐一桌。主席端起一杯酒，“這杯酒我敬大家”，不會喝酒的女生也不得不喝一杯……這情景與官場做派沒有兩樣。難怪有高校教師感慨：高校官場化，是社會官場化的投影；社團官場化，則是高校官場化的鏡像。
“官本位是社會的大環(huán)境，并非只有高校如此！”中南大學文學院副院長白寅副教授直言。高校有了行政級別、個人擁有官位與權(quán)力，就意味著擁有大量的科研經(jīng)費以及各種社會特殊資源。正是看到了為官者在學術領域中的通贏與通吃現(xiàn)象，才會有大量的專家學者甘于以犧牲學術研究時間為代價，去換取“官位”。
文明認為，“資源高度集中基礎上的集權(quán)體制”是“行政化”的體制根源。“由于教育資源配置權(quán)高度集中于教育行政部門，大學根本沒有必要的辦學自主權(quán)——從校長任免、經(jīng)費撥付、項目審批，到學位授予權(quán)設定、專業(yè)課程設置、招生名額、教師招聘名額的審批權(quán)，都由政府部門掌控�！迸c文明持相同意見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認為，高校行政化體系是自上而下諸多評價體系催生而成的�！氨究平虒W評估，碩士點、博士點評估，重點學科評估，甚至黨建、工會都要評估，這些名目繁多的評估體系，把大學緊緊綁在它的船上，或一根遠程操縱的梯架上�！�
正是有外部的行政指令，才會有學校的行政服從；資源、權(quán)力集中在行政部門手中，學校就不得不聽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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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丙奇指出，“去行政化”主要涉及兩個方面�！耙皇钦{(diào)整政府與大學之間的關系，政府向?qū)W校放權(quán)，擴大高校的辦學自主權(quán)，實現(xiàn)管辦分離；二是學校內(nèi)部管理制度改革，建立現(xiàn)代學校制度�！�
“政府必須減少對高校具體事務的干預，完成從一個全能政府到有限責任政府的轉(zhuǎn)變。”魏劍美認為，“與此同時，還得力促高校內(nèi)部的民主力量。比如教授委員會或者職工代表大會的權(quán)力必須得到擴大。目前的教工代表大會更多是形式上的，代表們基本沒有審查實質(zhì)性的事物，比如財政開支的情況。”’
近年，也有不少高校嘗試著從內(nèi)部管理上，讓學術與行政分離，試探性地邁出了“去行政化”的第一步。
2010年夏天，華中師范大學新一屆學術委員會的23名成員中，除留有1名副校長外，書記、校長等其他校領導全部退出，此前，該校的學術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任，近1/4的席位由校領導占據(jù)。
2011年4月，在選舉產(chǎn)生的復旦大學新一屆學術委員會中，43名委員無一校領導。
2011年9月，上任湖南大學校長才一個多月的趙躍宇，面對3000多名學生正式宣布，在校長任期內(nèi)，不申報新科研課題，不新帶研究生。
然而，這些舉措并未能從根本上改變高校的“行政化”傾向，“去行政化”的提出已經(jīng)有些年頭，但“去行政化”的道路仍然異常艱難。
人大代表、山東省政協(xié)副主席王志民認為，“高校是學術單位，不該有行政級別。學校行政化的后果就是使行政權(quán)力凌駕于學術權(quán)力之上，限制了學術生產(chǎn)力，使創(chuàng)新人才‘難產(chǎn)’，對學校科研和教學質(zhì)量造成損害。按官階定地位、定待遇的現(xiàn)狀，使不少教師千方百計擠進管理者隊伍，把當官當做追求的目標�！�
而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教授卻持不同意見，他認為，高校行政級別不是現(xiàn)在才有的，中國人民大學以前是副總理級，“文革”后變成司局級，上世紀90年代以后，因為考慮到大學跟社會的交往問，題，才把級別提高到副部級。把學者放在一定的行政崗位上，恰恰不是行政化，是尊重教授�！爱斏鐣晳T于以行政級別來衡量其社會地位時，取消高校的行政級別就是貶低教育�！�
白寅表示，在全社會“官本位”思想不變的大環(huán)境下，當社會評價標準還未轉(zhuǎn)變時，單獨取消大學校長的行政級別，未必能起到積極的作用，取消行政級別需要相應的社會改革配合，這恐怕還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
“我個人同意取消大學的行政頭銜。我當了這么多年校長，也沒有什么權(quán)力，但是取消了大學的行政級別不能完全解決大學去行政化的問題�！闭䥇f(xié)委員、北京師范大學校長鐘秉林3月4日接受《中國科學報》采訪時表示。在他看來，大學去行政化，主要是兩個方面的問題，”第一，政府要完善宏觀管理體制，要能支持大學自主辦學；第二，大學內(nèi)部的學術治理結(jié)構(gòu)、行政管理設置，包括大學的學術權(quán)力，教授、學生的民主，以及制定的章程等問題，都能通過基本的規(guī)則、程序、章程進行規(guī)范。”將校長考察任命機制改為公開選任被認為是保證大學獨立性的前提之一，也被看成是“去行政化”最有可能的突破口。
今年年初，教育部決定在東北師范大學和西南大學試點公開選拔校長，教育部人事司稱，今年要完成50所高校黨委、行政換屆工作，開展直屬高校校長公開選拔改革試點，完善大學校長選任辦法。此前，教育部政策法規(guī)司司長孫霄兵表示，今后校長要專業(yè)化、職業(yè)化、去行政化。他強調(diào)，專業(yè)化不是行政化，不是按照官員的標準來選校長，而是按照校長的標準來選。對此，熊丙奇在其微博上發(fā)表觀點稱，公選校長體現(xiàn)了師生對校長選拔、任命的參與權(quán)和表達權(quán)，相比于此前的校長選任，有很大的進步。當然，做好校長選拔，還需要對綜合面試、民意測驗情況進行公開。
“首先面臨的問題是誰來選。仍然由教育部門來選，還是由高校成立的大學理事會、校長遴選委員會等獨立性的選舉機構(gòu)來選？過程是否公開？選舉結(jié)果是否能得到認可？”對此，教育界人士并不樂觀。
顯然，取消行政級別還是公選校長，如果沒有配套的政策和舉措，都未必能達到“去行政化”的目的。
在高�！叭バ姓钡穆飞希戏娇萍即髮W是個繞不開的坎兒。談及這幾年在南科大的實踐，朱清時承認“去行政化”實現(xiàn)得并不理想。他坦言去“行政化”需要頂層設計，“從我們基層單位做起，是遠遠不夠的。如果上級權(quán)力要干預你，你根本就沒有辦法抵御�！毙鲁闪⒌哪峡拼笊星也铰木S艱，高校“去行政化”的路似乎更加“路漫漫而其修遠”。但是，改革是一種必然趨勢，我們有理由相信，高校行政化現(xiàn)象終將淡化，高等教育必將迎來明媚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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