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古典經濟學的“悖論”及其反思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英美等國的凱恩斯主義者在把凱恩斯經濟學長期化和動態(tài)化的過程中發(fā)生了嚴重的分歧，出現了以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地處麻省劍橋）教授薩繆爾森(Samuelson)、托賓(Tobin)、索洛(Solow)等人為代表的新古典綜合的凱恩斯主義，以及以英國劍橋大學經濟學家瓊·羅賓遜(Joan  Robinson)、卡爾多(Kaldor)、斯拉法(Sraffa)以及意大利的帕西內蒂(Pasinetti)等人為代表的新劍橋學派。兩學派在有關凱恩斯經濟學的核心、資本理論、均衡增長等一系列問題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史稱“兩個劍橋之爭”。伴隨著“劍橋之爭”而產生的當代“主流經濟學”帶有深刻的“新古典傳統(tǒng)”，因此，本文把現代主流經濟學稱為新古典經濟學。而新古典經濟學在幾個基本經濟學命題上，正像新劍橋學者所揭示和評論的，“存在著嚴重的邏輯悖論”。本文試圖對這些邏輯悖論進行一次較為徹底的清理和反思，以期從邏輯的“一致性”角度探討消除“悖論”的可能出路。
　　  一、悖論之一：利潤率（利率）的邊際決定與資本計量的循環(huán)論證
　　新劍橋學派對新古典經濟學最猛烈的批評，一個很關鍵的地方就是新古典生產函數中出現了資本計量的悖論，這個悖論引發(fā)了新古典經濟學一系列相關命題和假設的矛盾，因此，資本計量問題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謂資本計量悖論，簡單地說就是：資本的價格取決于資本供給與需求的均衡，資本的供給決定于儲蓄，資本的需求決定于資本的邊際生產率，供求均衡時的利潤率（利率）恰好等于產量對資本的導數即資本的邊際生產率（注：在新古典競爭均衡條件下，利潤率又被看作是利息率。），這就要求資本的數量獨立于利潤率而預先得到確定；但是資本本身并不能獨立于分配而預先確定，隨著工資率的變化，從而利潤率變化，相對價格會產生變化，相對價格的變化從而會出現對資本價值的重新估值，資本價值量本身的多少要取決于工資率或利潤率的配備，資本量是利潤率或工資率的一個函數（注：有關這個問題的論述李嘉圖最早涉及，威克塞爾(1893)較早就進行了說明，后來羅賓遜(1956)、斯拉法(1960)等經濟學家都進行了有說服力的論證。），因此，利用資本的邊際生產率來求解利潤率（利率）就產生了邏輯上的循環(huán)論證，即已知利率(r)求資本(K)，再通過資本求利率的循環(huán)。
　　新古典關于利潤率邊際決定的原理可以從微觀和宏觀兩個方面加以解釋。從微觀方面而言，可以用幾個簡單的公式加以表示，產量Q=f(L,K)，在產品價格為P的情況下，利潤率，工資率，根據歐拉定理(Euler's  Theorem)，若生產函數為一階齊次性質，則產品的價值構成是：PQ=PMP[,L]L+PMP[,K]K，即Y=wL+rK。各種要素根據各自的邊際生產率獲得收入，正好把產品價格“分配凈盡”。因此，要素價格取決于要素的邊際生產率。
　　從宏觀方面而言，薩繆爾森等新古典學者將C-D生產函數Y=AL[α]K[1-α]加以運用，并把它變成了論證新古典邊際生產力分配論的工具。一方面，他們根據國民收入分配的統(tǒng)計資料證明，在C-D生產函數中，產量對勞動、資本兩種投入量的產出彈性系數即α和(1-α)，與美國國民收入分配中工資收入和財產收入各自所占份額（前者約占3/4，后者約占1/4）是基本一致的。另一方面，又利用數理方法進行證明，所謂勞動、資本的產出彈性，實際上不過是勞動、資本的邊際生產力分別乘以各自的要素投入量，然后再比例于總產出的結果。因為，將它們分別乘以各自的投入總量L和K，再分別除以總產出Y=AL[α]K[1-α]，便會分別得到α和(1-α)，它們的經濟含義顯然就是勞動收入與資本收入在總收入中所占的相對份額。
　　從上述宏觀或者微觀角度的論證來看，新古典的邊際分配原理似乎天衣無縫。但是，無論是宏觀還是微觀，新古典都犯了一個嚴重的邏輯錯誤——即循環(huán)論證的邏輯“悖論”。因為，一旦我們從價值（價格）總量考察資本量(K)時，馬上就會發(fā)現，資本量又與利潤率(r)、工資率(w)以及資本加總時的相對價格(p)密切相關：K=g(w,r,p)，資本量的計量根本就離不開利潤率、工資率以及相對價格。顯然利潤率、工資率的邊際決定與資本量(K)的衡量離不開利潤率、工資率以及相對價格這一點是相互矛盾的，這種矛盾就是“資本計量悖論”。資本計量悖論并不是說資本本身不可以計量（注：當然，資本計量本身還存在著指數的選取問題，隨著選取的統(tǒng)一利潤率不同，相對價格就不同，從而指數會發(fā)生變化，由此計量的資本價值量也會產生很大的差異。），而是要說明新古典經濟學利用生產函數求導即要素的邊際生產率來說明分配（如資本利息）的原理與資本計量本身離不開分配這一點存在著互相矛盾的循環(huán)論證。因此，資本計量悖論只是針對于純經濟理論范疇而言，它僅涉及到新古典理論在邏輯上的精確性問題(Harcout,1972)。
　　對資本計量悖論的探討主要有兩條途徑；一是早期新古典經濟學家威克塞爾(Wicksell,K.)所闡述的被后人稱之為的“威克塞爾效應”；二是被斯拉法(Sraffa,P.)復活的古典傳統(tǒng)途徑，即斯拉法在《用商品生產商品》(1960)一書中所作的解釋，羅賓遜(1953)、卡爾多、帕西內蒂等其他新劍橋學者也有基本相近的論述。
　　新古典經濟學家威克塞爾很早就意識到利率(r)的變動對資本價值(K)所產生的影響。（注：威克塞爾在1893年的著作《價值、資本與租金》中提出了被后人稱之為的“威克塞爾效應”——即利率變動會對資本價值產生影響，后在《國民經濟學講義》（1901,1906，中文版，1983）第165-177頁中又有進一步的詳細說明，但都局限在“負的威克塞爾效應”上。后來威克塞爾在他的學生古斯塔夫·阿克曼(GustafAkerman)1923年的《實際資本與利息》一書中發(fā)現了另外一種形式的即“正的威克塞爾效應”，這一點可參見Lutz,F.A.The  Theory  of  Interest,1968.P35-55.本文利用了后人更為規(guī)范的表述。）威克塞爾效應就說明了這種影響。在沒有聯(lián)合生產的規(guī)模收益不變的經濟中，若側重于兩種穩(wěn)定狀態(tài)的比較，那么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公式表示威克塞爾效應：設X[,i]為各種“資本品”，P[,i]為相應的價格，則以價值衡量的資本量可以表示為，“威克塞爾效應”可表示為式(1)，即利率變動所帶來的資本價值的變動。這個效應可以分解為“價格威克塞爾效應”和“實際威克塞爾效應”兩部分構成，即式(1)中等式右邊的兩個部分。（注：Burmeister,E.1980.Capital  Theory  and  Dynamic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p118-134.）
　　附圖
　　式(1)說明，隨著利率的變動，資本價值也在變動，資本價值的這種變動是通過“實際

威克塞爾效應”和“價格威克塞爾效應”兩條途徑實現的。若僅考慮技術角度衡量的實物“資本品”，則實際威克塞爾效應可以忽略。因此，威克塞爾效應的凈結果是“價格威克塞爾效應”。隨著利率(r)的變化，式(1)可能大于零，可能小于零，也可能等于零；對應地，資本價值(K)可能上升，可能下降，也可能不變。因此，新古典經濟學利用生產函數求導（即邊際生產率）的方法來說明分配（如利率r），明顯存在循環(huán)的邏輯論證，因為利率本身是資本價值確定的要素之一。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作為一個新古典主義者，威克塞爾自己并沒有放棄邊際生產率的分配理論，而認為邊際生產力論對于資本而言，僅僅適用于個別企業(yè)，只是不能應用于整個社會而已（威克塞爾，中文版，1983）。威克塞爾的這個論斷顯然比克拉克、威克斯蒂德(Wicksteed)等人更為高明一些，但這并沒有解決循環(huán)論證的悖論本身。
　　斯拉法作為古典傳統(tǒng)的繼承者，對新古典生產函數中的資本計量悖論一直持肯定的態(tài)度。斯拉法對資本計量邏輯悖論的批判是通過一個巧妙的生產方程（體系）進行的，這個生產方程可以用式(2)表示。（注：這是一個高度概括的生產體系公式，每一種資本品的投入均以整體“1”看待，更為詳細的表示公式請參閱斯拉法《用商品生產商品》（中文版，1963）1997年重印本，第17，34，49，56，78等相關頁碼。另外，在說明利潤率對資本價值的影響時，斯拉法的表達方法和威克塞爾效應表述的不同之處在于，威克塞爾效應采用了加總后的價值構成方程。）  
p=(1+r)Ap+wl　　　　　　　　　　　　　　　　　　　　　(2)

　　
　　其中p是正常價格的列向量，A是物質投入的矩陣，l是直接勞動投入的列向量，w是統(tǒng)一的工資率，r是統(tǒng)一的利潤率。在具有經濟意義的情況下，對于特定的任何可行工資率(w)來說，公式(2)可以相應地得出非負的、標準的和唯一的利潤率(r)的同時，還能得到唯一的正數的價格向量(p)。就如斯拉法所說，利潤率的決定“必須和商品價格的決定，通過相同的機制，同時進行”。（注：斯拉法：《用商品生產商品》（中文版，1963）1997年重印本，第12頁。）斯拉法的理論充分證明了在工資外生給定的情況下，利潤率和價格體系必須同時確定的原理。也就是說，資本價值(K)即公式(2)中的Ap部分的價值量作為一個可測數量而獨立于分配之外的情況幾乎是不可能的。威克塞爾、斯拉法和羅賓遜等許多學者都對資本計量悖論提出過若干重要的論述，得出的結論基本上是一致。（注：柳欣：《資本理論——價值、分配與增長理論》，陜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38頁。）
　　  二、悖論之二：資本密度增加與資本倒流、技術再轉換的矛盾
　　根據早期新古典及其現代繼承者們的資本與分配理論，可以導出以下幾個新古典命題：(1)在利潤率(r)與人均資本量(K/L)即資本密度之間存在著穩(wěn)定的逆向單調關系；(2)在利潤率(r)與產出—勞動的比率(Y/L)之間固定地存在著反向單調關系；(3)更低的利潤率（通過投資用于更機械化或更“迂回”的生產方法）與更高的持續(xù)穩(wěn)定的人均可能最大消費，即與持續(xù)穩(wěn)定的可能最高工資率相聯(lián)系；(4)國民收入(Y)在工資(w)與利潤(r)之間的分配完全由要素供給及其邊際產品來決定。（注：Harcout,G.C.1972.Some  Cambridge  Controversies  in  the  theory  of  Capital.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22.）這種歸納被認為比較符合斯蒂格勒(Stigler)對新古典資本及分配理論的完整和重新的表述。（注：柳欣：《資本理論——價值、分配與增長理論》，陜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頁。）
　　上述四個命題有著內在的邏輯聯(lián)系，前三個命題的核心思想概括起來實際上就是命題(I)，意指隨著利率(r)的下降，必然利用資本密度增加技術——即資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產生資本對勞動的比率不斷上升的趨勢；命題(4)是建立在前三個命題基礎上的新古典分配理論的思想精髓。因此，新古典四個命題的核心是：利率與資本深化呈反向關系，也即利率(r)與人均資本量(K/L)呈反向關系。對此，新古典主義者一直奉若毋庸置疑的定理，從新古典的“供求”框架中完全可以印證這一點。因為上述核心命題主要涉及資本、勞動等要素市場的供求，所以，我們可以從要素價格入手來了解核心命題中的“悖論”。
　　在新古典框架內，資本、勞動和土地作為同等重要的生產要素投入生產服務，相應的各種收入都是根據各要素市場的供給和需求的“對銷力量”(OpposingForces)對稱地同時得到確定的。為了確定一般的“正常利潤率”，新古典經濟學面臨著一個棘手的問題就是，有必要確立一個“資本市場”的概念，在這個市場上的“資本數量”可以獨立于利潤率而方便地加總。并且，資本總量的服務價格還應該很容易地表示為它的邊際生產率即利潤率（利率）。
　　資本加總的悖論且不說，既然要從市場供需雙方來尋找一般利潤率，就必須分析資本市場的“供求規(guī)律”。在資本市場上，資本的供給來源于儲蓄，并被認為是外生給定的。因此，問題的關鍵是根據利潤率為資本確立一條單調遞減的需求函數，這樣一條需求函數恰好就是資本的邊際生產率曲線，見圖(1)所示。
　　附圖
　　圖1  資本市場的供求均衡
　　圖(1)中的D曲線描述了資本的需求，其中勞動L[,0]是在勞動市場上出清的充分就業(yè)水平，意味著勞動、資本等各種要素收入都是根據各自的供給和需求的“對銷力量”對稱地同時確定的。儲蓄的外生給定且不去分析，卻說資本市場上的需求，利率與“資本數量”或人均資本量(K/L)之間的反向單調關系一直被新古典經濟學家們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規(guī)律”。新古典經濟學家通過采用“資本”與“勞動”之間的兩種“替代”建立了這種單調反向關系的信念。第一種替代是所謂的“消費替代”觀念，即利潤率對工資而言相對下降，則那些人均資本(K/L)較高的部門（即“資本密集型”）的產品價格會相對下降，人均資本(K/L)較低的部門（即“勞動密集型”）的產品價格則會變得相對昂貴，這將激勵消費者改變他們的需求，更多地消費相對跌價的商品，促使資本利用的增加；第二種替代是所謂的“生產替代”觀念，即利潤率（利率）對工資而言相對下降，則資本要素(K)的價格相對于勞動要素(L)的價格而言，變得相對便宜，這會促使以成本最小化為目標的生產廠商更多地利用資本要素替代勞動要素。所以，隨著利潤率的變化，通過以上兩種替代，資本將成為勞動的可替代物，必然會得到一條向右下方傾斜的資本需求曲線，即利潤率(r)與人均資本量(K/L)之間呈單調反向函數關系，這一逆向單調關系通稱為“資本密度增加”或“資本深化”(Capital&nbs

p; Deepening)。
　　對于前述資本計量的悖論，無論是新古典還是非新古典學者很早就意識到了，從“李嘉圖難題”和“威克塞爾效應”就可以證明這一點。（注：斯拉法編：《李嘉圖著作和通信集》，第四卷，商務印書館1980年版，第339-383頁；羅賓遜、伊特維爾(J.Eatwell)：《現代經濟學導論》，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9-30頁。）但對于建立在“替代原理”之上的利潤率(r)與人均資本量(K/L)之間的反向單調關系而言，新古典學者卻一直信以為真。諸如新古典早期的龐巴維克、克拉克(J.B.Clark)和哈耶克(Hayek)和后來的薩繆爾森、托賓、索洛等人都認為，較低的利率會導致較多的地采用“資本密度增加”技術，因此，隨著利率(r)的下降，資本便會替代別的生產要素，如勞動和土地等，使資本的數量相對于勞動的數量增加。其結果必然導致利潤率(r)與人均資本量(K/L)之間的反向單調關系。
　　因為“替代原理”為許多經濟學家特別是新古典經濟學家普遍接受的緣故，上世紀50-60年代以前，新古典學者們根本沒有意識到利潤率(r)與人均資本量(K/L)之間的反向單調關系會是一個新古典經濟學的悖論。但是，新劍橋學者像瓊·羅賓遜、斯拉法、帕西內蒂(1966)等學者卻有力地證明了資本倒流(Reverse  CapitalDeepening)和技術再轉換(Reswitching  of  Technique)的事實，最后，新古典的重要代表薩繆爾森(1966)也對資本這種“反�，F象”做了肯定的例證。
　　資本倒流和技術再轉換使得新古典的信條——利率(r)與人均資本使用量(K/L)之間的反向單調關系受到極大的沖擊，甚至波及到了新古典理論體系本身的可信程度。利用斯拉法的方法可以說明這一點，前述公式(2)是已知生產體系的“價格方程式”，在這個系統(tǒng)中隱含著工資與利潤率之間的逆向關系：w=w(r)，此式被稱為工資—利率(w-r)曲線。一般來說，不同部門的有機構成不同，利率(r)的同比變化會引起不同部門工資率(w)的不同比變化，不同部門中dw/dr的值雖然為負但不是一致的常數。因此，工資—利率曲線不是直線。這一點可以進一步通過公式(2)對利率求微分得到：  
dw　　　　　　  dp
──l=(I-A-rA)──  -  Ap　　　　　　　　　　　　　　(3)
dr　　　　　　  dr

　　
　　公式(3)說明，要使dw/dr為常數完全是一種極端情況，即當利潤率(r)變動時價格體系(p)必須保持不變。但是，隨著利潤率(r)的變動而要保持價格體系(p)不變，只有在一種情況下才有可能發(fā)生，即每一不同部門中，中間投入（a[,i]為方陣A的第i行）和勞動（l[,i]為列向量l的第i行）之比（通過加總即為K/L）必須始終一致，即各部門的資本構成完全一樣，也就是平均有機構成部門，這顯然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所以通常情況下，各部門的資本和勞動之比是有差異的，也就是說，工資—利率(w-r)曲線通常不為線性。
　　必須指出的是，中間投入和勞動之比(K/L)始終一致即各部門的資本構成完全一樣這一特征恰恰與“單一產品模型”(One  Commodity  Model)是一致的，此時整個社會被設想成為“一個單獨部門”，也可以理解為平均有機構成部門，利率的同比變動被工資率的反向同比變動所吸收，利率的變動不影響相對價格，此時dw/dr必然為常數。因而，在選擇不同的技術時，資本和勞動之間必然有穩(wěn)定的連續(xù)替代（注：羅賓遜、伊特維爾(J.Eatwell)：《現代經濟學導論》，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248-251頁。），利率(r)必然和人均資本量(K/L)之間保持穩(wěn)定的反向單調關系，于是不會發(fā)生技術再轉換和資本倒流的現象。但是，若別開單一產品模型，即別開各部門中間投入和勞動之比始終一致這一平均有機構成的前提，結果則會大不相同，這意味著工資—利率(w-r)之間的關系呈非線性的形式。實際上這種非線性關系不僅是可能的，而且?guī)缀跏墙咏�于普遍的事實。而這種工資—利率之間的非線性關系在多重可供選擇的技術條件下，隨著利率的變動，必然發(fā)生技術再轉換和資本倒流的現象。從而使利潤率和人均資本量之間的逆向單調關系等多個新古典命題不再成立。
　　為說明一般性，不妨先分析工資—利率曲線呈線性關系的特殊情況——單一產品模型，這里也隱含地說明了整個社會有機構成的一致性，若要變動也是同時變動，因而，工資—利率曲線始終為直線。圖(2)中A、B、C為三種不同技術條件(K/L)下的工資(w)與利潤(r)的反向單調“線性關系”；從三條工資—利潤率線的斜率可以發(fā)現，A技術的人均資本擁有量最高，B技術的人均資本量次之，C技術的人均資本量最低；進一步，A技術下的人均最大凈產出(w)高于B技術下的人均最大凈產出(w)，B技術下的人均最大凈產出(w)高于C技術下的人均最大凈產出(w)。
　　附圖
　　圖2  固定要素比模型
　　從圖(2)上可以看出，S[,1]以左的地方在同等工資率(w)水平上技術A的利潤率(r)更高，技術A會被使用；在S[,1]與S[,2]之間，同等工資率(w)水平上，技術B的利潤更高，技術B會被使用；在S[,2]以右的地方，同等工資率(w)水平上，技術C的利潤更高，技術C會被使用。在S[,1]和S[,2]的交點處發(fā)生了技術的替代。在S[,1]交點上，兩種技術（A與B）的利潤率相等，但A技術的人均資本量(K/L)高，而B技術的人均資本量(K/L)低，隨著利潤率（利率）的上升，產生了B技術替代A技術的動力。S[,2]交點處的技術替代關系完全與S[,1]點處的情況相同。從這里可以看到資本理論的傳統(tǒng)觀點——利率與資本使用量的逆向關系即“資本密度增加”的理論是立之有據的。但是，一旦拋開線性的工資—利潤率關系的假定，這些特性便全部消失。
　　圖(3)反映了“異質品模型”(Heterogeneous  Capital  Models)中技術再轉換的現象。因為生產異質品不同部門的有機構成不一樣，利率的等比變化在不同部門中表現為工資率的不同比例的變化，因此不同部門中的dw/dr值必然有差別，工資—利潤率曲線呈非線性特征，而同一部門在不同技術條件下，則會表現為不規(guī)則的負斜率的工資—利潤率曲線。圖(3)表明了某部門A、B兩種不同技術條件下的非線性的工資—利潤率曲線，顯然A技術的人均資本量高于B技術的人均資本量。非線性狀態(tài)下，A、B技術有兩個交點S[,1]和S[,2]。當r〈r[,1]時，特定的工資率(w)條件下，A技術獲利更大；當r[,1]〈r〈r[,2]時，特定的工資率(w)條件下，B技術的獲利更大；當r〈r[,2]時，特定的工資率(w)條件下，曾一度放棄的A技術的獲利程度又趕上了B技術，A技術又被得到利用。因而，在S[,1]和S[,2

]兩個交點處發(fā)生了技術的雙重轉換。在S[,2]點以右，盡管利潤率較高，但是具有較高人均資本的A技術卻取代了人均資本較低的B技術，出現了技術再轉換(Reswitching  of  Technique)的現象，利潤率和人均資本量之間也不再存在單調的逆相關。
　　附圖
　　圖3  技術再轉換
　　附圖
　　圖4  資本倒流
　　圖(4)則反映了“異質品模型”的另外一種情況，此時雖然沒有出現資本的技術再轉換，但卻出現了資本倒流(Reverse  Capital  Deepening)的現象。在S[,1]處即A、B之間的轉換屬于正常情況，符合新古典的基本命題，但是在S[,2]點以右的地方卻發(fā)生了資本倒流的現象，雖然此時利潤率較高，但人均資本較高的C技術還是替換了人均資本較低的B技術。利潤率(r)和人均資本量(K/L)之間的逆相關也不成立。進一步說，隨著利潤率(r)的提高，較高人均資本即較高人均凈產出(Y/L)的C技術替代了較低人均資本即較低人均凈產出的B技術。利潤率(r)與人均凈產出(Y/L)也不存在單調逆相關。因此，前述新古典命題(1)、(2)都是不正確的。
　　顯然，前述命題(3)也“可能”存在問題，圖(3)和圖(4)可以看出這種可能性：與高利率下所采用技術相聯(lián)系的人均最大消費額（利潤率r=0時的最大工資率，即可能最大工資率），比那種與低利率下所采用技術相聯(lián)系的人均最大消費額要高。因為“特低利率”和“特高利率”條件下采用了相同的“較高”資本—勞動比率（即較高的K/L）技術，也就是說采用了更加迂回的、機械化程度更高的生產方法，因此“較高利率”下仍然有較高的“人均產量”，因而“可能”有較高的人均最大消費額，即“可能”有更高的最大工資率(Max  W)。資本倒流(Reverse  CapitalDeepening)使我們注意到了這樣一個可能性：較高的利率也許與較大的現期人均消費相聯(lián)系，即大于低利率下所采用的技術相適應的人均消費(Samuelson,1966)。
　　上述圖(3)和圖(4)的分析還僅僅是在“有限技術選擇”的情況下討論問題，若技術的替代具有無限可分性，則利潤率和人均資本量以及利潤率和人均產量之間根本就沒有一致的規(guī)律性可言(Howard,1979)。
　　資本計量悖論和技術再轉換的事實，使新古典命題(4)即邊際生產率分配論也難以成立�？梢杂每偸杖雰r值構成函數進一步證明這一點。因為Y=wL+rK，以人均量表示為：y=w'+rk，這就是加總后的工資—利率曲線(w-r)，為了得到該曲線的斜率，可以對產量（收入）的價值構成求全微分：（注：這里有三點需要注意：第一，之所以求全微分，是因為利潤率變動時工資率、相對價格都會發(fā)生變動，“新李嘉圖主義者”相信，分配會影響相對價格從而影響加總的收入；第二，這里還隱含著實際產出沒有發(fā)生變化，只是利潤率、工資率和相對價格在相互影響，前述威克塞爾效應已經說明；第三，這里的分析與斯拉法的“價格方程系統(tǒng)”是一致的，只不過采用了加總的價值構成形式。）  
dy=dw+kdr+rdk　　　　　　　　　　　　　　　　　　(4)

　　
　　從式(4)可以看出，只有當dw+kdr=0即dw/dr=-k時，資本的邊際產品價值才可能等于利潤率dy/dk=r。而dw/dr=-k恰恰指的是“線性的”工資—利潤率曲線，這顯然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一旦脫離這個特殊情況，資本的邊際產量再也不等于利潤率，邊際生產率的分配理論也出現了問題。
　　  三、對新古典“悖論”的進一步反思
　　新古典經濟學內在的邏輯“悖論”是伴隨著“劍橋資本爭論”才逐漸被人們認識并日益給予重視的。新古典經濟學可以簡化為四個核心命題，但其內在的邏輯“悖論”卻主要是前面闡述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利潤率決定的邊際原理與資本計量之間存在著循環(huán)的論證；另一方面是利潤率與人均資本量(K/L)之間存在著逆相關，即利潤率與技術選擇的密切聯(lián)系與資本倒流和技術再轉換存在著邏輯上的不一致性。而這兩方面的“悖論”從邏輯上來說，足以導致新古典四大核心命題在“異質品模型”中瓦解。
　　目前，西方學者們對于這些“悖論”在理論上的實質作用依然存在著很大的分歧。顯然，接近新劍橋學派觀點的學者們極力堅持，資本理論中有關利潤率、人均資本、與技術選擇關系的新發(fā)現，足以從根本上否定新古典理論體系，因此要從根本上重建經濟理論。像哈考特(G.Harcourt)、內爾(E.J.Nell)等經濟學家就持有這種觀點。
　　而受傳統(tǒng)新古典經濟理論影響較深的經濟學家們卻認為，資本理論領域內的“異�，F象”的確表明傳統(tǒng)新古典經濟理論中存在著嚴重缺陷。然而，他們卻又聲稱，在不放棄新古典理論基本前提的情況下，完全有辦法克服那些缺陷，而且無需否定利用供求方式去研究生產等問題。他們一方面從“經驗意義”的角度懷疑資本倒流和技術再轉換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則側重于研究經濟的“短期”或“暫時”均衡，而把與“資本悖論”有關的資本倒流和技術再轉換的困難轉移到經濟的“穩(wěn)定性分析”領域內去處理。而“均衡的穩(wěn)定性”問題卻往往被人擱置一旁，僅僅被人以質疑的方式偶爾提及而已(Hahn,1982)。但是，這種避開問題的做法肯定不符合經濟理論研究的邏輯一致性，因為問題依然存在。盡管如此，這些經濟學家們還能從波普爾的“證偽主義”方法論上尋求庇護，即在沒有經驗“證實”資本倒流和技術再轉換之前，也就是說在沒有“證偽”資本密度增加之前，新古典的理論仍然是有效和可以利用的。新古典思想家布勞格（中文版，1992）就援引波普爾(Popper)和拉卡托斯(Lakatos)的觀點說“如果沒有更好的對等的研究綱領可資利用，科學家們不顧反�，F象而堅持一項研究綱領的傾向并無不合理之處”。但是，我們是否可以說：在沒有“證實”愛因斯坦廣義相對論之前，即沒有“證偽”牛頓經典力學之前，就不去努力拓展力學原理或者疏理力學原理的邏輯一致性呢？顯然不行。遺憾的是像布勞格、哈恩(Hahn)、布利斯(Bliss)等一大批主流經濟學家仍然持有傳統(tǒng)新古典的一系列觀點。
　　再有一種觀點認為，對新古典“資本悖論”的分析是通過“對比”不同的利潤率和工資水平而得到的，但卻沒有說這明這種比較靜態(tài)下的“不同利潤率”是如何確定的。因而，經濟理論學家們應該集中精力去研究經濟體系內的現實的歷史動力，也就是用“歷史的方法”來研究利潤率確定以及生產等經濟問題。因為“對比”方法本身無法“描述從一個均衡點向另一個均衡點移動的實際過程”（羅賓遜，1975）。而且，理論分析和實際經濟都表明，技術轉換雖然在邏輯上可以得到承認，但它在現實的經濟史上的重要性卻受到了懷疑。因此，歷史研究的方法應該受到重視。羅賓遜是歷史方法的主要倡導者。
　　不可否認的是，就單一產品模型來說，新古典的邏輯是“優(yōu)美的”，只是一旦脫離單一產品的假設進入較為現實的“異質品模型”時，新古典才遇到了無法擺脫的困境

。我們認為，產生這些“悖論”的一個根本的原因就是，人們在“分配是否會影響相對價格”這一問題上發(fā)生了分歧，也就是說在“是否存在統(tǒng)一利潤率”這個問題上存有不同的看法，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和深化是解決新古典“悖論”的關鍵所在。按照斯拉法體系，不同的“統(tǒng)一利潤率”從而不同的“統(tǒng)一工資率”和相對價格一定會影響到資本價值的計量，從而產生一系列的“資本悖論”。但是，若不存在“統(tǒng)一”的利潤率，則斯拉法生產（方程）體系就面臨著無解的局面，也就是說，根本無法回答“整個生產體系”的利潤率變動對相對價格的影響，從而就無法說明分配對相對價格的影響，因而只能返回到“瓦爾拉均衡”上面來，因為瓦爾拉均衡避免了“統(tǒng)一利潤率”的計算。若是這樣就無法通過對比兩種“靜態(tài)”的統(tǒng)一利潤率來說明宏觀角度的資本倒流和技術再轉換的現象。
　　顯然，回答是否存在“統(tǒng)一利潤率”這個問題時，人們通常會回到“競爭性”市場這條老路上來。但我們想要說明的是，競爭性的市場對利潤率的影響也有兩種趨勢：即統(tǒng)一利潤率和差別利潤率趨勢的同時并存。“差別利潤率”是資本的生產技術因素的本能所導致的，而“統(tǒng)一利潤率”則是資本獲利動機的社會因素所導致的。新古典傳統(tǒng)的“技術分析”與古典傳統(tǒng)的“社會關系”分析的矛盾，也就在于“差別利潤率”和“統(tǒng)一利潤率”的矛盾。若統(tǒng)一利潤率的“重力中心”可以不排除經濟均衡的另外一種方式，即“瓦爾拉均衡”的差別利潤率方式，那么，不僅斯拉法可以真正復活古典傳統(tǒng)，而且新古典在“異質品模型”中的窘境也可得以改觀。雖然問題不會這么簡單，但通過考察“差別利潤率”和“統(tǒng)一利潤率”矛盾的方式畢竟提供了一條解決新古典“悖論”的思路。正如帕西內蒂和羅伯特·斯卡齊里(Pasinetti  &  Roberto  Scazzieri,1990,p146)所言，“就是下一代經濟學家也不可能將資本理論問題的辯論平息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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