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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東漢詩體的流變
漢代是詩體變化的一個重要時期，如果簡單以句式和句子的字數(shù)來分別詩體的話，我國古代的主要詩體形式在此時都基本上具備了，劉永濟《十四朝文學要略》中有一節(jié)為《兩京當詩體窮會之變》，已經(jīng)表明了這個意思。不過，我們認為變化始于西京，完成于東京。四言詩作為《詩經(jīng)》的嫡傳，受經(jīng)學影響，箴戒勸諫的意味多于抒情意味，西漢有韋孟的《諷諫詩》、韋玄成的《自劾詩》和《戒子孫詩》，東漢傅毅有《迪志詩》。雖然張衡《怨詩》清典可味，曹操的《步出夏門行》、《短歌行》都有超邁前人之處，但是已無力挽救詩體的衰微。騷體詩本來自于楚歌，有很濃的歌體的特點，此時主要向兩方面轉變，一方面和辭賦發(fā)生融合，如梁鴻《適吳詩》，馬積高先生《賦史》直接寫作《適吳賦》。另一方面進入堂廟，以歌功頌德為主，風格典雅，脫離楚歌樸實自然的本色。五言詩在西漢不登大雅之堂，樂府機關不收，各種禮儀場合不用，故只在民間流行，也有部分詩人用來進行藝術創(chuàng)新。而到東漢時代，則逐漸成為詩歌的主流。七言詩是此時新興的詩體，以后一千多年的詩歌發(fā)展中五、七言詩起著主導作用。漢代，尤其東漢時期正是這兩種文體發(fā)展的關鍵時期。所以，在討論東漢詩體流變時，這兩種詩體將作為研究的重點。一
清費錫璜《漢詩總說》謂：“《三百篇》后，漢人創(chuàng)為五言，自是氣運結成�！鄙虻聺摗墩f詩ｚｕì＠①語》：“風騷既息，漢人代興，五言為標準矣。”五言詩是漢代最有成績，且對后代產(chǎn)生過巨大影響的詩體，正像鐘嶸《詩品序》中所說：“五言居文辭之要，要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于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邪？”文人五言詩創(chuàng)作熱潮的出現(xiàn)，使一些新的、更加廣泛的社會生活內容都得以充分地表現(xiàn)出來。東漢五言詩，除作者情況相對明確及史書記載為歌謠諺語者外，我們習慣上把它們分為兩大類，一類因為時代邈遠，人世難詳，故名為古詩。以《李陵錄別詩》、《從軍詩》和《古詩十九首》為代表。另一類，它們或在魏晉六朝樂府中演奏而被記載，或標題見于唐吳兢《樂府古題要解》，或收于宋郭茂倩《樂府詩集》，或古書徑稱樂府者，統(tǒng)名之為樂府。其內容頗為總雜，內中以《古詩為焦仲卿妻作》、《陌上�！罚ㄈ粘鰱|南隅）等成就最高。盡管這些作品是中國詩歌史上的瑰寶，卻因為在當時并未引起史家重視，從而造成“人代冥滅，清音獨遠”的遺憾局面，甚至連其創(chuàng)作時代也未能斷定。
五言古詩，大都是文人創(chuàng)作，藝術上有很高的成就，鐘嶸稱：“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幾乎可謂一字千金�！辩妿V《詩品》中提到的數(shù)量為五十九篇，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包括殘詩殘句共收錄六十一篇。分別為：《文選》收《古詩十九首》，《李陵錄別詩》二十一首（詳述見后），《玉臺新詠》中《古詩八首》中的“上山采蘼蕪”、“四坐且莫喧”、“悲與親友別”、“穆穆清風至”四首和《古絕句四首》，《古詩類苑》據(jù)《藝文類聚》、《文選》注、《太平御覽》、《樂府詩集》等輯錄《古詩三首》（“橘柚垂嘉實”、“十五從軍行”、“新樹蘭蕙葩”）和《古詩》（“步出城東門”），《華陽國志·巴志》中《詠譙君黃詩》、《刺巴郡郡守詩》、《思志詩》三首，《藝文類聚》中的“采葵莫傷根”及《太平御覽》中的“甘瓜抱苦蒂”、“青青陵上草”，另有殘句八篇（其一為見于鳴沙石室古籍叢殘類書殘卷）。關于這些作品，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稱：“古詩佳麗，或稱枚叔，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辭。比類而推，兩漢之作乎。”同意其中有西漢之作。鐘嶸雖也說：“王、揚、枚、馬之徒，辭賦競爽，而吟詠靡聞�！钡凇对娖贰ど掀贰分邪压旁姺旁诶盍暝娗�，李陵是西漢武帝時人，依照“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為先后，不以優(yōu)劣為銓次”的原則，古詩中應有部分作品在武帝之前，枚乘恰恰生活在文、景之時。梁徐陵編《玉臺新詠》把《古詩十九首》中“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且長”、“明月何皎皎”及古詩“蘭若生春陽”九首詩歸于枚乘名下，當不誤。又《十九首》之“明月皎夜光”、“凜凜歲云暮”，經(jīng)學者考證用太初以前歷法，亦屬西漢之作。其余作品“冉冉孤生竹”，劉勰確定為傅毅之辭，“去者日以疏”，鐘嶸引舊說，疑此一類是建安中曹王作，又“青青陵上柏”、“驅車上東門”二詩言及東都，四篇作品當肯定成于東漢。《十九首》中余下五篇因無確鑿證據(jù)證明為西漢之作，權歸于東漢。
世傳李陵、蘇武贈答詩歷來爭議頗多，《文選》收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蘇子卿詩四首。逯欽立《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詩》收李陵騷體歌一首和《李陵錄別詩》二十一首，騷體歌見于《漢書·蘇武傳》，作者明確；《錄別詩》全為五言，包括《文選》收《李陵與蘇武詩》三首和《蘇武詩》四首、《古詩苑》收《錄別詩》七首、殘句“紅塵蔽天地，白日何冥冥”及蘇武《別李陵》“童童孤生柳”一首、《藝文類聚》收蘇武《答李陵詩》“雙鸞俱北飛”一詩，又有“巖巖鐘山首”、“遠送新行客”，《古文苑》等書作孔融詩，前詩《文選》注引作李陵詩，《文鏡秘府論》引文有“少卿以傷子為宗”語，和后詩內容相符，故逯氏收入李集。此外，逯氏又以為“紅塵蔽天地”二句和《文選·陸機〈演連珠〉》注引“許由不洗耳，后世有何徵”二句為同篇；《北堂書鈔》“清涼伊夜沒，微風動單幬”和《文選·陸機〈擬明月皎夜光〉》注引“招搖西北馳，天漢東南流”為同篇；《文選·〈三良詩〉》注引“嚴父潛長夜，慈母去中堂”和《文選·〈王明君辭〉》注引“行行且子割，無令五內傷”為同篇。逯氏指出所謂蘇詩實則出于李集，他說：
又檢《隋志》，只稱梁有李陵集二卷，不言有蘇武集。而宋、齊人凡稱舉摹擬古人詩者，亦只有李陵而無蘇武。據(jù)此，流傳晉、齊李陵眾作，至梁始析出蘇詩，然仍附李陵集，昭明即據(jù)此選篇也，以出于李集，故《文選》蘇武各詩他書尚有引作李陵詩者。要之，此二十一首詩，即出李陵眾作也。
此說精辟。（注：見逯欽立編《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上）336頁（中華書局）。逯氏在商務印書館發(fā)行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冊有《漢詩別錄》一文，可參考。）關于從李陵集分出蘇武詩始于梁代，也可以從鐘嶸《詩品》看出一些跡象，錢鐘書先生曾就《詩品》不錄蘇武詩提出質疑，說：“顧羅網(wǎng)古今‘才子’，僅著李陵而不及蘇武，已甚可異，或猶有可說；復標舉‘五言之警策’，才得二十二人，蘇武卻赫然與數(shù)，‘子卿雙鳧’亦被目為‘篇章之珠澤，文彩之鄧林�！秽磁e子下第，榜上無名，而其落卷竟被試主選人本科闈墨也�！保ㄗⅲ阂藻X鐘書《管錐編》第4冊1446頁（中華書局1979年版）。）這或許是鐘嶸一方面遵循歷史載記僅著李陵，另一方面根據(jù)當時出現(xiàn)的意見而在《詩品序》中提到蘇武詩，所以徘徊于兩者之間。
劉勰《文心雕龍》說：“李陵、班婕妤見疑于前代也�！敝涝趧③闹熬鸵呀�(jīng)有人懷疑，不過六朝時期的學者可以說還是堅信李陵有詩的，例如鐘嶸就明白地把李陵詩放在古詩之后。近幾十年，學術界也傾向于懷疑李陵詩歌時代的傳統(tǒng)說法。我們認為宋顏延之《庭誥》所謂“逮李陵眾作，總雜不類，元是假托，非盡陵制”是比較客觀的。因為從作品看，除《文選》所定三首為西漢李陵詩外，中間確實混入其他人的作品，如蘇武出使匈奴，十九年始歸，歸時與李陵告別，地點當在塞外，而詩中“河梁”、“江漢”、“日南”等
語皆與史實不符。逯欽立《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中說：“欽立曩寫《漢詩別錄》一文，曾就此組詩之題旨內容修辭等，證明其為后漢末年文士之作。依據(jù)《古今同姓名錄》，后漢亦有李陵其人，固不止西京之少卿也。以少卿最為知名，故后人以此組詩附之耳�！卞窒壬目甲C并不十分有說服力，將此組詩全部放在后漢末也難令人信服。不過，認為后漢亦有李陵其人的推測還是有參考意義的。今查《后漢書·西南夷列傳》載，漢明帝永平（公元58-75年）中，＠②都夷白狼、ｐáｎ＠③木、唐＠④等百余國舉種奉貢稱臣，且獻詩三章。益州刺史梁國朱輔遣從事史李陵與郡掾田恭護送詣闕，并上樂詩。知東漢中期有名李陵者，不僅有詩歌創(chuàng)作經(jīng)歷，而且“有鳥西南飛”、“俯觀江漢流”、“暮宿日南陵”、“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都與其身世相符。所以，我們懷疑這組詩中“燭燭晨明月”、“晨風鳴北林”當屬東漢李陵，而因姓名相同誤入西漢李陵集中，《藝文類聚》八十二載古詩“泛泛江漢萍，飄蕩水無根”二句疑亦為集中作品�！坝续B西南飛”、“陟彼南山隅”句意頗同于屈原《抽思》“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及“望南山而流涕”句意。其余十七首雖不能定其作者，也當放在東漢�！扮娮痈枘弦簟敝姓f，“不如及清時，策名于天衢”，不類西漢李陵語，李陵兵敗，一家族滅，故于武帝怨恨最深，此從《漢書·蘇武傳》中和蘇武對話中表現(xiàn)得最明白，恐不會在朋友私下的贈詩中稱當時為“清時”。相反，明帝永平正是東漢最興盛的時代，不僅后代人這樣看，當時人也這樣看，班固《東都賦》中的頌辭就足以說明�！巴律敝杏小耙酪缿倜魇馈闭Z，當作于東漢中期。（注：按此處的觀點及材料均為趙師所提供。）
當代學者多以為古詩產(chǎn)生在漢末桓帝、靈帝之際，執(zhí)此主張者的理由大致有二：一是從五言詩體的發(fā)展來考察，認為傅毅與班固同時，而“班固《詠史》，質木無文”，只是完成了五言詩的體裁，與班固“伯仲之間”的傅毅當然不可能作出佳麗的古詩來。二是從作品內容來考察，認為這些作品表達知識分子失意沉淪之感，反映了東漢末期社會動蕩前夕矛盾斗爭的側面。（注：說詳游國恩等人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一）、劉大杰著《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上卷）及馬茂元著《古詩十九首初探》。）
實際上，這兩個理由的說服力都不足：第一，用個人的詩歌成就來類推整個時代的詩歌成就，在邏輯上本來就欠嚴密。況且班固所存幾首佚詩，也頗有含蓄蘊藉之意。如《太平御覽》卷八一五所引：
長安何紛紛，詔葬霍將軍。刺繡被百領，縣官給衣衿。
借以刺朝廷對親貴寵幸之過。又《北堂書鈔》卷百二十二所引“寶劍值千金，指之干樹枝�！薄短接[》卷三百四十四所引“延陵輕寶劍”，雖為斷句，寄情亦深，入之《古詩十九首》中，未見不及處。今所存班固詩皆詠史，而非無興寄之作。事實上，五言詩在東漢時期大量出現(xiàn)并非偶然現(xiàn)象，西漢時的“邪徑敗人田”等民間歌謠，虞姬的《和項王》，枚乘的九首詩作，戚夫人、李延年、班婕妤等人之作都表明早在西漢文帝武帝時代五言詩在民間、婦女中和個別不太受時俗觀念束縛的文人中有相當發(fā)展。而東漢明帝時之李陵亦有一定數(shù)量的《別詩》，則五言詩之大量產(chǎn)生，不一定到東漢之末。第二，任何時代都有生活的成功者和失意者，“漢文有道恩猶薄”，知識分子的仕途失意沉淪落拓，固然多與政治黑暗相關，但也不能完全將其失志歸結于此。此后，漢末的趙壹身處社會最黑暗的時期，有《秦客詩》和《魯生歌》表現(xiàn)直士不遇之情，和《古詩十九首》比，就別是一種風味了。東漢李陵詩和《古詩十九首》寫親友離合，人生悲歡，并沒有對社會的直接批評，語氣含蓄委婉，溫柔敦厚，也可以看出是在社會相對穩(wěn)定，人情相對平和的環(huán)境下寫出來的。（注：張如倩、張啟成《古詩十九首創(chuàng)作時代新探》（《貴州民族學院學報》1990年4期）和趙敏俐《漢代詩歌史論·文人五言詩新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12月版）都舉出大量證據(jù)說明古詩中人生苦短，及時行樂的思想并不始于漢末。趙敏俐書中又指出班固《詠史詩》“質木無文”僅代表個人創(chuàng)作，不能說明當時五言詩發(fā)展水平。）
東漢五言樂府詩，《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包括殘句共收錄四十一篇，它們是：《江南》、《雞鳴》、《陌上�！罚ā叭粘鰱|南隅”）、《長歌行》（“青青園中葵”、“仙人騎白鹿”）、《君子行》（“君子防未然”）、《豫章行》（“白楊初生時”）、《相逢行》（“相逢狹路間”）、《長安有斜狹行》、《隴西行》（“斜徑過空廬”）、《折楊柳行》（“默默施行違”）、《艷歌何嘗行》（“飛來雙黃鵠”）、《艷歌行》（“翩翩堂前燕”）、《白頭吟》、《怨詩行》（“天道悠且長”）、《梁甫吟》、《古詩為焦仲卿妻作》（《孔雀東南飛》）、《枯魚過河泣》、《離歌》（“晨行梓道中”），《文苑英華》所收《箜篌謠》（“結交在相知”）、《上留田行》，《選詩拾遺》所收《古八變歌》、《艷歌》（“今日樂上樂”），《文選·笙賦》注引《古咄ｊｉè＠⑤行》（“棗下何攢攢”），《文選補遺》收《視刀環(huán)歌》（“常恨言語淺”），《匡謬正俗》引《古艷歌》（“蘭草自生香”），《齊民要術》引ｆáｎ＠⑥勝之書的《古歌》（“高田種小麥”）及各類書中殘句十五種。見于《宋書·樂志》的《江南》、《雞鳴》二詩據(jù)蕭滌非《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考證為西漢作，證據(jù)可信，故從。（注：《江南》中西和北協(xié)韻。蕭滌非曰：“當為世傳五言樂府之最古者，殆武帝時所采吳楚歌詩。西北二字，古韻通，《楚辭·大招》：‘無東無西，無南無北。’是其證”。《雞鳴》有“后出郭門王”句，蕭氏曰：“長安當西漢時，城門外別有郭門也�！保栋最^吟》，《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詩自絕，相如乃止。但《詩比興箋》說：“《玉臺新詠》載此篇，題作《皚如山上雪》，不云《白頭吟》，亦不云何人作也�！端螘反笄邪最^吟，作古辭，《御覽》、《樂府詩集》同之，亦無文君作《白頭吟》之說。自《西京雜記》偽書，始附會文君，然亦不著其辭，未嘗以此詩當之，及宋黃鶴注杜詩，混合為一，后人相沿，遂為妒婦之始，全乖風人之旨。且兩意決絕，溝水東西，文君之于長卿，何至是乎�！贝苏f是也�！段男牡颀垺�、《詩品》論漢詩，皆不及卓文君，亦可補充此說。又《宋書》中《白頭吟》文字與此有出入，是晉樂所奏曲，非原詩。則原詩或東漢之作。
《梁甫吟》在《古文苑》作《古梁父吟》，不錄作者名，《三國志·蜀志·諸葛亮傳》稱諸葛亮“好為《梁甫吟》”，故《藝文類聚》等書題諸葛亮作，而逯氏據(jù)李勉《琴說》及蔡邕《琴頌》認為《梁甫吟》不始于孔明，此詩之辭亦與孔明無關。不過，我們認為《梁甫吟》雖不始于諸葛，但此詩或為孔明所作，《三國志》稱“每自比于管仲、樂毅”，只是一般而言。管仲、晏子同為春秋時齊國賢臣，司馬遷作《史記》，以管晏合傳，諸葛此詩正是自比于晏子也。《古八變歌》逯氏以為可疑�！扼眢笾{》、《視刀環(huán)歌》二詩時代也難確定。
《陌上�！贰ⅰ犊兹笘|南飛》一類故事詩的成詩都比較晚，大體在東漢中后期。它們應該是都市經(jīng)濟的產(chǎn)物。東漢的都市經(jīng)濟比西漢時更加發(fā)達，王符《潛夫論·浮侈》中敘說當時情況曰：“今舉世舍農(nóng)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充勇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眾�！癫炻尻枺∧┱呤灿谵r(nóng)夫，虛偽游手者什于浮末”。在這種情況下，商業(yè)性的娛樂場所一定很多，古詩中就有“昔為倡家女
”的話。漢樂府五言詩有許多可能是倡家女的歌辭，這些作品的故事性較強，其中包含一些引人入勝的情節(jié)，如《陌上�！分星亓_敷外出采桑，被使君看到，使君欲與共載，遭到羅敷拒絕，全詩充滿喜劇色彩�！队衽_新詠》所收《孔雀東南飛》前面有一段說明文字，一般看作詩序，其實是收錄者據(jù)傳說所加，為了說明背景。據(jù)這段文字說，該詩產(chǎn)生在建安末。但《史記·刺客列傳》司馬貞《索隱》及張守節(jié)《正義》都引了三國時韋昭的一段話：“古者名男子為丈夫，尊婦嫗為大人。故《漢書·宣元六王傳》王遇大人益解，為大人乞骸。按大人憲王外祖母。故古詩曰：‘三日斷五疋，大人故言遲。’是也�！眲④S進說：“建安二十五年，如果建安二十余年可稱建安末的話，其時韋昭已經(jīng)十余歲，這個時期產(chǎn)生的詩，無論如何難以稱得上是‘古詩’。因此徐陵編《玉臺新詠》所收之序說的漢末建安中云云就很值得引起懷疑。我們從韋昭的話來推斷，這首詩至少產(chǎn)生在三國前百年上下，否則，韋昭是不會稱之為‘古詩’的。從建安上推百年，正是班固生活的時代，因為班固卒于漢和帝永元四年（公元92年）�！保ㄗⅲ簞④S進《有關〈文選〉“蘇李詩”若干問題的考察》，載于《文學遺產(chǎn)》1996年第2期。）這首詩寫劉蘭芝、焦仲卿的婚姻悲劇，劉焦二人本是恩愛夫妻，劉蘭芝因不堪焦母驅使，被趕還家。臨行前，夫妻二人商議永不分離。劉蘭芝到家，被兄長所逼，答應改嫁府君，但在新婚之夜投水自盡，焦仲卿亦因此自縊。這樣寫大概是從吸引聽眾考慮的，《孔雀東南飛》末尾有“多謝后世人，誡之慎勿忘”的話也是唱給聽眾聽的，其中焦仲卿對劉蘭芝說“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葦一時紉，便作旦夕間”，用《詩經(jīng)·邶風·柏舟》“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的詩意，則作者的文化修養(yǎng)于此可見一斑。漢民歌中另有一篇《古艷歌》，其詩曰：
孔雀東飛，苦無寒衣。
為君作妻，心中惻悲。
夜夜織作，不得下機。
三日載疋，尚言吾遲。
故事簡單，語言質樸，當是《孔雀東南飛》的民間狀態(tài)。還有一篇《羽林郎》，故事內容和《陌上�！废嘟�，作者辛延年，正史沒有記載，但明易山人編《記事珠》說，辛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姊妹皆故倡也。（注：見作家出版社編輯部編《樂府詩研究論文集》（作家出版社1959年4月出版）《關于樂府詩“羽林郎”的討論》中靜淵的意見。）辛延年既是倡，那么，《羽林郎》詩就是他演唱出來的歌詞了。樂府五言詩出于民間，但它們大多不屬于普通人民的非自覺歌唱，而有較明確的商業(yè)目的。這些作品的作者很可能是一些下層知識分子，像宋代的柳永、元代的關漢卿一樣，他們沒有地位，斷絕了入仕的念頭，只能靠賣文為生，但他們有才華，給詩歌史上貢獻了眾多不朽之作，這一類作品把五言詩的敘事功能發(fā)揮到了極限，而且產(chǎn)生出長篇五言詩，《孔雀東南飛》把敘事性抒情五言詩推向頂峰，真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蕭滌非的《漢魏六朝樂府文學史》把這類作品歸入東漢文人樂府中，是有道理的。
逯書又有五言雜歌謠辭八首，這些作品多數(shù)見于史書，他們的時代最為肯定。這樣古詩、樂府詩加雜歌謠辭，包括殘句得作為東漢無名氏詩大約九十篇左右。逯書“鬼神”類中收《搜神記》中《崔少府女贈盧充詩》，為小說家言，不可信，故不取。
如果說，因為古詩產(chǎn)生得較早，很難在辭賦一統(tǒng)天下的環(huán)境中爭得一席地位，那么，隨著王朝的逐漸衰微和人們文學觀念的轉變，五言詩便開始受到社會重視。東漢最早署名的五言詩是班固的《詠史》，《羽林郎》一詩的作者辛延年、《董嬌嬈》一詩的作者宋子侯可能時代與之相近。接著是張衡的《同聲歌》，然此前已有李陵之作起于明帝之時，顯示了五言詩的成熟�；傅垡院螅逖栽娙碎_始增多，有酈炎（今存《見志詩》二首）、侯瑾（今存五言歌和《見志詩》的殘句）、秦嘉（今存《贈婦詩》三首）、趙壹（今存《秦客詩》、《魯生歌》）、蔡邕（今存《飲馬長城窟行》、《翠鳥詩》）、蔡琰等人。這些作品或抒情或敘事，前者源于古詩，后者則和樂府有著密切的聯(lián)系。此外曹操、孔融都有五言詩創(chuàng)作，特別是曹操，今存五言詩九首，《蒿里行》、《苦寒行》等以樂府舊題表現(xiàn)作者的情感，反映了當代廣泛的社會內容。建安時代的五言詩就在此基礎上把抒情與敘事兩種形式融為一體。
二
七言體詩濫觴于西漢，劉熙載《藝概·詩概》曰：“七言講音節(jié)者，出于漢‘效祀’諸樂府；羅事實者，出于柏梁體�！薄稏|方朔別傳》載，“元封三年，作柏梁臺，詔群臣二千石有能為七言者，乃得上坐。”是柏梁體為武帝與群臣共作而成的，后人有疑其偽者，實不可從。（注：宋敏求《長安志》卷三“柏梁臺”條文。逯欽立考證為《東方朔別傳》佚文。見逯欽立《漢詩別錄》。）今讀該文，群臣各言其事，并無統(tǒng)一的主題，和以后的七言詩還是有較大距離的。西漢時七言韻語還有司馬相如的《凡將篇》、史游的《急就篇》，是便于記誦的字書。我們認為這些文字都是七言詩的雛形，是一種民間俗文體。前后《漢書》有關七言的記載，東方朔、杜篤、崔琦、崔瑗、崔實等并有作品，然而完整的作品沒有保留下來，晉傅玄《擬張衡〈四愁詩〉》序稱：“張平子作《四愁詩》，體小而俗，七言類也�！睆倪@里我們可以知道七言是一種篇幅短小，語言淺俗的文體，和《凡將》、《急就》的性質相當。至于說《四愁詩》為七言類只是傅玄對《四愁詩》的看法，并不是說它本身就是七言。七言在當時也是和詩有區(qū)別的，如《后漢書·東平憲王蒼傳》載：“詔告中傅封上蒼自建元以來章奏及所作書記、賦、頌、七言、別字、歌詩……”又《張衡傳》載：“所著詩、賦、銘、七言……凡三十二篇。”都在詩外另立七言。同時西漢時期有一批雜言體樂歌，如《效祀歌》，其中含有七言詩句，但因為這些詩句只是整首詩的一部分，還不能算是七言詩。東漢時七言詩有長足發(fā)展，杜篤有《京師上巳篇》殘句，李龍有《九曲歌》殘句。《太平御覽》五九八引戴良《失父零丁》共二十一句敘述戴良失父及良父模樣，首尾一貫，中多比喻，是一篇完整的七言詩。東漢時的七言詩多數(shù)還屬于民間制作，逯欽立編錄的七言詩大多數(shù)是歌謠。另外鏡銘、讖言、注文中也有用連續(xù)七言句者。（注：余冠英《七言詩起源新論》：“王逸所作《楚辭》注往往用整齊有韻的句子而贅以一個‘也’字，如將‘也’字刪去便成韻文�！辈⑴e《哀郢》、《懷沙》注為例。見余冠英《漢魏六朝詩論叢》（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12月新一版）。）還一些七字評語，一句中第四字和第七字押韻，既可作雜言亦可作七言看。只有很少收入樂府，這是因為政府機關的音樂還較少注意到這種文體。（注：樂府中有雜曲歌詞《雞鳴歌》，《樂府廣題》引《晉太康地記》曰：“后漢固始、陽、公安、細陽四縣衛(wèi)士習此曲，于關下歌之�！笔窍仍诿耖g，稍后方入樂府。）張衡《四愁詩》的意義在于把楚騷的語言及表現(xiàn)方式融入民間形式，使七言詩抒情意味更濃，逐漸文人化，其詩曰：
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側身東望涕ｚｈ�。睿愧吆�。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路遠莫致倚道遙，何為懷憂心煩勞。
以下還有三章，和第一章大同小異。其中第一句的句中有“兮”，第二句的句中有“倚”兩個語氣詞，有人不同意把它作為七言詩形成的標志�！百狻痹凇毒鸥琛犯魇字�，每句的句中都有，位置也固定，并無意義（既無詞匯意義，也無語法意義）。到《宋書·樂志》中錄《楚辭鈔》時，即
將大部分“兮”字刪去，使原來的六言句（不計“兮”）變?yōu)閮蓚�三言句。但同時，也將其中的四個帶有“兮”的六言句變?yōu)槠哐跃�，如“云容容兮而在下”變作“云何容容而在下”，“東風飄兮神靈雨”變作“東風飄飄神靈雨”等。這就說明：“兮”雖無意義，但占有一字的音節(jié)位置。在《九歌》中一律都帶“兮”，并一律在句中，故可以說它是沒有任何意義，到《楚辭鈔》中雖然將它刪去，但其中一部分卻變?yōu)槠哐跃�，說明這種帶“兮”字的六言句是由六言向七言轉變的臺階。而如果這種句式同七言句結合在一起，“七”占有一字位置的作用明確化，則這首詩應看作是早期階段的七言詩無疑。《山鬼》等《九歌》中作品——《楚辭鈔》——《四愁詩》，可以反映七言詩形成的過程。當然，這并不是說完整的七言詩產(chǎn)生在《四愁詩》之后，或者說七言詩的形成只有這一條途徑。但張衡的《四愁詩》是由《楚辭·九歌》體發(fā)展形成七言詩的化石。張衡詩的貢獻在于他把《九歌》句型和當時的七言句型結合起來了，使七言詩歌化，創(chuàng)造出完整的抒情性極強的七言詩體，“兮”字在這里與以前的《九歌》、楚歌不同了，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當然，完整并不是完美，張衡詩中用語氣詞補足音節(jié)正是在創(chuàng)造之初不可避免的缺憾，但我們不能因此否定其在詩體發(fā)展中的地位。張衡《思玄賦》后的系詩一首共十二句，倒是完整的七言之作。此外，馬融《長笛賦》，王延壽《夢賦》均以七言詩句結尾，皆是句句押韻，或一韻到底，或換韻，對后代曹丕、鮑照等的七言詩創(chuàng)作產(chǎn)生了很大影響。
總之，東漢是中國詩體發(fā)生重要變化的時期，四言詩、騷體詩逐漸衰退，五言詩受到社會的廣泛重視，成為主要的抒情工具，取代了四言詩和騷體詩的地位，七言詩中優(yōu)秀之作雖然不多，但也日趨成熟。這種變化使詩歌從反映生活內容到藝術表現(xiàn)手法都跳出《詩經(jīng)》、楚騷的窠臼，五言詩和七言詩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里成為中國詩歌中的主流詩體。
�。凼崭迦掌冢�2002-06-16
字庫未存字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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