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誤讀與道德的偏執(zhí)

歷史的誤讀與道德的偏執(zhí)  
發(fā)布時間： 2003-6-24  作者：秩名  
-----遲到的反思
地處文化邊城青島，信息、資料有限，只知王彬彬一篇《過于聰明的中國作家》引起一場熱鬧的論爭，卻不知就里。直到前不久收到人大復印資料，才得以拜讀全文。讀后，我久久地陷于深思之中。王彬彬挑起的這場爭論可能已經(jīng)平息，但王彬彬憑他“正義”的激情，說出或表達了一代青年文人的義憤，卻觸發(fā)了我對當代中國文人“心路歷程”和中國現(xiàn)實社會道德與人文價值重建問題的反思。這的確是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這些問題的重要性遠遠超出圍繞王彬彬的這場論爭本身。但要將這些問題揆理清爽，卻必須心平氣順不動肝火，將個人是非置于度外。這似乎只有旁觀者方可作到；這似乎只有將爭論氣氛淡化才能作到。正因如此，筆者不自量力，在此圍繞“歷史的誤讀與道德的偏執(zhí)”問題將自己多年來思索的一些觀點陳述出來，作一“遲到”的反思。所謂“遲到”，不僅僅指對王彬彬的這篇文章，而更指文中所涉及的原本是一些早該廓清的問題。因此，行文中難免涉及的蕭乾和王彬彬，并非針對他們個人文章是非的評價，而大都是作為“共名”運用并借以闡述或販賣本人觀點的，因為本文的題旨是對道德和歷史的反思并非是參加什么論爭。 上篇：歷史的誤讀

蕭乾先生關(guān)于呂熒事件的評述，涉及他對有關(guān)說真話的道德認識，而王彬彬批評否定了他的這種認識。但倆人在問題“真”、“假”本身上并沒有分歧。他們都是基于今天的清晰的是非標準評價那場事件的。蕭乾是從他個人經(jīng)歷反思中得出他的道德標準結(jié)論，而王彬彬的批評則產(chǎn)生于他由此而對當代中國歷史或更準確地說中國知識分子“心路歷程”的誤讀，即認為中國“聰明”的知識分子或其中的蕭乾們應當為“前改革”年代悲劇承擔道德責任。產(chǎn)生這種誤讀的不僅是王彬彬這一代人，而可能是整個“后”““文革””時代人。他們的“審父”情結(jié)難以解脫的痛苦，正源自他們父輩缺少“自審”意識的麻木。從這個意義上，我的確很理解王彬彬們。但批評他的父輩們過于聰明過于世故過于圓滑卻是批評錯了。恰恰相反，他的父輩們當年可能比他們今天更單純、更幼稚、更“崇高”。這正是中國當代文人心路歷程悲劇之淵藪。要認識這一悲劇淵藪，我們首先需要的是歷史的批評而不是簡單的道德指責。
中國現(xiàn)代意義上的知識分子產(chǎn)生于“五四”之后。以傳播西方現(xiàn)代文明包括馬克思主義為己任的中國知識分子，在民主革命時期作為民族解放的前軀，他們塑造出了以魯迅、聞一多為代表的剛正群象。但為什么進入社會主義階段（當然是極“左” 路線下的“社會主義”）后，同樣這些知識分子， 面對呂熒這樣的事件卻突然個個成了連真話都不敢講的以至為“身家性命”而紛紛拋棄“原則”、“正義”的懦夫了呢？不親歷或不深入研究那段歷史的人，是讀不懂的，是很容易得出他們?nèi)后w怯懦的結(jié)論的。但如果我們了解了那一段歷史，結(jié)論便可能完全不同了。這里的關(guān)鍵首先是要了解放前后知識分子身份地位和精神狀態(tài)的變化。
解放前進步的知識分子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歷史地位和使命，他們對自己是民族良知和社會正義、民主、進步精神代表身份從來沒有懷疑過。他們橫眉冷對千夫指、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凜然正氣，不僅得到進步知識界的喝彩，而且受到廣大覺悟工農(nóng)的敬佩。當其時，知識分子的道德尺度與革命尺度是同一的，是非界限是清晰的，知識分子陣營也是（相對）團結(jié)的。因此，進步知識分子為崇高真理獻身時，所付出的只是生命代價，其自身精神人格乃至他的親友同志的精神人格都并不受折磨。而解放后（改革前）則不同了, 知識分子突然發(fā)現(xiàn)不僅自己前述種種正義代表身份被剝奪了，而且在新的“正義”、“真理”、“原則”的名義下，已經(jīng)被置于受改造受批判甚至被嘲弄的地位——今天依然可以從電視上看到的電影《劉三姐》，便是在階級斗爭的故事框架中，對知識、知識分子“臭老九”形象盡情嘲弄的“樣板”。這時，“革命”的道德原則與知識分子恪守的道德的尺度徹底錯位了。知識分子的隊伍必然地分化了。象呂熒事件所表現(xiàn)出的是非決不象王彬彬今天所認識的那樣簡單，只是一個敢不敢說真話的問題。讓我們把當時的特定情境還原一下。
首先是前提。一方面，胡風是已定性的“反革命分子”，這是由代表正義的“組織”和偉大領(lǐng)袖判定的，而反革命意味著反對人類進步、反對崇高的真理、反對偉大的祖國等等 ；另一方面，入會的知識分子是進步或要求進步、 革命或要求革命的、追求崇高真理和熱愛偉大祖國的。其次是任務(wù)。組織上要求后者揭發(fā)批判前者，最低要求也是劃清界限。在這樣的情境中，對知識分子行為的道德評價首先要看他們對客體（事實）真象的認識，其次看他們的動機，最后看他們的行為，并依此為據(jù)分為兩大類若干種。Ⅰ大類是知道或看清事實真象的，清楚胡風是冤案；Ⅱ大類則不知或看不清事實真象，完全相信對胡風的定性。這一類相對說來比較簡單，他們批判胡風是反革命，既是說真話又是捍衛(wèi)真理，遵循革命道德當時良心也不受譴責。復雜性在于Ⅰ大類，他們又可以分為五種情況。A種， 或基于良知或出自恪守真理的動機或只是因為天真，而說出真話，當時（或隨后）遭滅頂之災，在今天獲得崇高的道德榮譽；B種，或出于明哲保身保家的考慮或由于生性怯懦， 緘默不言，沒有表態(tài)，或只是自我批判而不批判他人，他們在今天受到指責；C種， 則是在“真理”與真相的矛盾中對自己的事實與價值判斷發(fā)生懷疑，自覺地? ?兇暈宜枷攵氛??巴腹?窒罌幢局省保?ν加搿罷胬懟北３忠恢攏??塹筆輩皇撬擋凰嫡婊暗奈侍猓??竊諼?約旱木蹺蠆桓擼?⒊《?《?栽穡??墻?諞院蟮腦碩?蟹只??虺晌狟種，或變?yōu)镈種、E種；D種，是明知真相，但為了個人安全利益不得不作“進步”狀，違心地被動地加入批判行列中去不得不說假話，他們當時內(nèi)心便承受著道德自我譴責的痛苦；E種，是置真象于不顧， 完全為了個人之“進步”的名利而泯滅良心地羅織罪名無限上綱落井下石，這樣卑鄙的小人（余秋雨先生有討伐小人“檄文”深合我意），在當時和在今天都應受到道德的譴責，不應有任何寬容（有作家對這樣的人也保持寬容并諱其名，我認為不值得贊許）。
其中，最復雜的又當屬B種，也就是王彬彬批評的“蕭乾現(xiàn)象”。蕭乾說， 能做到不說假話，也需要極大的勇氣，甚至準備作出一定犧牲，這決非在偽飾自己。因為“三十年”歷次運動中，對知識分子都有一次次表態(tài)交心要求，不主動說，被動也得說，在這種情況下，堅持不說假話，容易么？有時，不表態(tài)就是同情、就有罪，能說沒有風險嗎？既然有時明哲也不能保身，為什么不堅持說真話以保節(jié)操呢？這是今天特別需要提醒人們“讀懂”的。我認為，其主要原因是在于說了真話，在當時不僅不能保持節(jié)操，而且要見棄于工農(nóng)大眾、見棄于自己的同類甚至自己的親屬；不僅危及自身、自己的親屬，甚至連帶自己的朋友，真正是“身與名俱滅”！筆者其時也小，但迄今清楚地記著有把胡風畫作老虎的漫畫，以至我日后見到“胡風”兩字便想起老虎，如同北方人聽到“麻虎”想到狼一樣！這與解放前知識分子的為正義獻身的結(jié)局是完全不同的。那時進步知識分子為崇高

真理獻身時，所付出的只是生命代價，其自身精神人格乃至他的親友同志的精神人格都并不受折磨，而這時堅持真理的知識分子卻已成為“人民”和“歷史”的“罪人”（用當時的話講叫自絕于人民）。甚至與俄羅斯古典作家被流放的命運也完全不同——他們在精神上依然是強? 呱踔亮煨洹??泄??斗腫釉誥?襠弦脖懷溝住傲鞣擰繃�！因此�??竊詰筆鋇募昴?宰約骸⒍運?死此刀際嗆蝦躒說賴模?踔潦遣蛔運降模?Φ蓖?楹馱扌恚?慘虼耍?孀旁碩?腦齠啵?泄??斗腫釉嚼叢健按廈鰲北閌嗆蝦趼嘸?慕峋鄭?灰??悄鼙３終?吻逍馴３紙嗌磣院帽悴揮Φ敝岡�。张中行先�?謖?韁校?皇且哺?約郝拗?話倭鬮逄酢白鐫稹畢蜃櫓?稀敖恍摹泵矗ā抖潦欏?5年8期）？
這就涉及王彬彬的“逆向思維”：“如果當時在場的所有人都象呂熒那樣跑上臺去說真話；如果當時全中國的書生，都象呂熒那樣說真話，情況又會怎樣呢？”所以，呂熒的災難正在于蕭乾們的沉默。王彬彬?qū)嵲谑翘珪�生了。他的“如果”根本不能成立，不能成立的緣故不在于蕭乾們是否可以集體不沉默，而在于蕭乾們當時僅僅是數(shù)種情況中的一 種，不僅還有Ⅰ類中C、D、E三種人不可能上臺說真話，而且，更有Ⅱ大類赤誠的正義事業(yè)捍衛(wèi)者，在“時刻準備著”“保衛(wèi)革命”與胡風或同情胡風“之流”的“邪惡”勢力作斗爭呢！這是當時最強大一種力量，是知識分子中自認為仍代表歷史進步力量的一部分人，當然大部分是單純幼稚追求崇高理想青年知識分子。他們自認為是與邪惡作斗爭， 卻構(gòu)成了邪惡； 他們自認為代表正義，卻踐踏了正義。這是歷史的悲劇，更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但在當時，他們并不受道德的譴責，因為他們遵循的正是“無產(chǎn)階級道德”。而隨著運動的發(fā)展，當他們也成為革命對象時，才可能有所覺悟。這時，他們便歸到第一類中分化了。但即使這時，王彬彬的假設(shè)依然不能成立，因為更多更年輕單純幼稚追求理想的知識分子又站到“正義”的旗幟下，為了同樣“崇高”的道義和理想而向他們的前輩? 蚋副殘?攪恕??獗閌悄鴣傘拔母鎩北?緄納緇嶧?　?nbsp;
蕭乾呂熒時代我沒有趕上，“文革”我卻積極地參加了。我曾為自己有幸象革命前輩一樣參加一場偉大的革命而興奮不已。因此“大革命”開始后，在自認為崇高的動機下，我也曾用大字報傷害過老師。只是由于知識分子家庭的教養(yǎng)，由于自己的非紅色出身，我沒有打過人。但當我看到紅衛(wèi)兵們將狂熱的政治熱情瞬間化為暴力隨意污辱毒打老師時，我的反應只是驚詫恐懼；恐懼的同時，卻為自己的“小資產(chǎn)階級軟弱性”而自責——因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當時，我決沒有看清“文革”本質(zhì)的“覺悟”。因此，巴金先生說的知識分子應當懺悔，我想主要應當包括第Ⅱ大類人，及Ⅰ類的D或E類（如果E類能懺悔的話）， 也包括我——盡管當時我只是高中學生。不能輕輕一句話把道德責任推給歷史。每個站在“胡風們”、“右派們”、“牛鬼蛇神”對立面使他們遭到傷害的人都有責任，這責任從最輕處說便包括對所謂“正義”“崇高”名義的輕信（或說是受蒙蔽），包括個人道德良知的喪失。 
正因為有此歷史經(jīng)驗或教訓，今天中老年學者對一些美好崇高的理念符號不再輕信了。但同時，由于缺少深入的歷史反思與道德自審，更缺少真誠的道德懺悔，甚至缺少以文學形式的自審與懺悔（尤其是對““文革””——““文革””是一代青年用青春毀滅文明而又自毀的大悲�。�，使今日的青年對他們的歷史他們痛苦的“心路歷程”產(chǎn)生了誤讀。王彬彬們的“審父”意識是合理的有積極意義的。如果留給再后一代，歷史便幾乎無法復原了。在歷史和真理面前人人平等。今天是正視與深入反思總結(jié)的時候了。但對王彬彬們來說，是不是也應當自省一下，如果他們自己處在那個時代，會是那一類和那一種人呢？我想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人是會加入熱情追求“崇高”的Ⅱ大類的行列中去的。 下篇： 道德的偏執(zhí) 

但是，對歷史的反思“正讀”理解蕭乾們，并不等于今天我們就可以否定嘲笑呂熒；呂熒的行為仍是一種崇高。否定歷史上的偽崇高，也決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嘲笑或可以容忍“痞子”文人嘲笑真崇高，甚至竭力推崇周作人肆意貶低魯迅！不！在魯迅面前，周作人永遠是一（扌＋不）黃土！對于當代文壇是非顛倒之濁流，應當堅決抵制和清算。真正的崇高是永遠是人類精神的旗幟、正義的旗幟。尤其在偽崇高泛濫時代卻能認清并敢于堅持真理知不可為而為之的前驅(qū)，象張志新烈士，更是悲劇性崇高英雄，更值得后人敬仰。我從內(nèi)心對他們表示欽服，因為我做不到。因此，我對蕭乾們作道德辯護的同時，仍愿把我深深的敬意獻給呂熒。我是從事美學的，呂熒不畏高壓不隨潮流堅持自己的美學觀點，久已為我所敬佩。這是一種學術(shù)上的崇高。對美學界某位學者時時借政治東風壓迫自己的學術(shù)對手的卑劣作法我甚感羞恥。因此，對高揚崇高、正義、人文旗幟的當代青年學者，我同樣充滿敬意。但問題在于他們的片面絕對的思想方法及其道德理論，恰恰使他們背離其崇高目標，而很可能導致偽崇高。這種片面思想方法，即是將復雜的事物絕對化地一分為二，非黑即白，非革命即反革命，用王彬彬的話說，就是“在說真話與說假話之間往往根本就沒有中間地帶可供逃遁”，不說真話就意味著說了假話，就意味著認可助長了邪惡。由這種方法支持的道德理論便是我認為應當引起重視并深入批判的道德偏執(zhí)癥。所謂道德偏執(zhí)癥，簡單說來，一是道德的泛化，把道德評價貫徹到生活的各個領(lǐng)域；一是道德的拔高，用崇高的道德作為普泛標準要求他人。這種道德偏執(zhí)癥，既是諸多歷史悲劇的社會因素，又是當前道德沉淪的重要原因。本文結(jié)合前文所述，重點討論后一問題——道德的拔高或圣德的泛化。
從崇高的道德標準出發(fā)，怎么會導致悲劇的結(jié)局又怎么會導致道德沉淪呢？這不是幾句話簡單可以解釋清楚的。我們首先從道德的分類與功能談起。
現(xiàn)代道德不是“一體的”，而是分類分層的。從分類角度講，它包括歷史道德，如階級道德、黨派宗教道德等；還包括公共道德，如社會道德、人倫道德、職業(yè)道德等。從分層角度講，它又有常德、美德、圣德之分。當今理論界在道德問題上的理論困惑，很大程度也在于道德劃分的混亂①。而其中最嚴重的混亂就在于取消社會公德—常德，而用崇高道德取而代之。
實際上，在日常的話語中，所謂道德通常就是指公德—常德②，而非圣德或崇高�，F(xiàn)代社會公德—常德是大多人自覺自愿遵守的合乎文明人道的行為規(guī)范，如不損人利己、不損公利私、奉公守法、正直誠實、尊老愛幼、互尊互助等，它們的社會倫理意義在于對社會所有成員生存利益的公平維護，人人承擔道德義務(wù)換來大家共同享受文明權(quán)益。它的核心是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均衡互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以個人利益損害他人或公共利益；同時，也不能以他人或集體利益名義無條件地（有法律的依據(jù)除外）損害個人利益，利人不損己。這是建立在現(xiàn)代民法通則和人權(quán)原則——公民合法權(quán)益受法律保護；個人有權(quán)自由支配并對自己行為負責——基礎(chǔ)上的道德準則。而這恰恰是基于人文價值原則：人文主義首先是人本主義，是對每個公民生命權(quán)的尊重對個人自由選擇權(quán)的尊重。因此，除去在特殊情況下，即當他人生命垂危急需救護而周圍人又可能救護時，對他們可以提出道德要求之外③，任何人都無權(quán)對他人提出

以“身家性命”為條件的實踐崇高道德的“絕對命令”。如有人落水，若岸上某人不會游泳卻一定讓其跳水救人，那無異于道德謀殺。同樣，在極“左”政治運動中，無論是以真崇高還是偽崇高（在當時也是真崇高）要求他人，一定讓那些膽怯者或明智者或幼稚者自己跳出來自投羅網(wǎng)，或沖上臺去批斗“反革命”，都是極不道德的，因為那必然會導致悲劇發(fā)生。尤其是當這種要求是以“絕對命令”形式出現(xiàn)時，后果更為可怕——不是自殺就是殺人。呂熒不就是由追逐“崇高”的人們所殺嗎？這也是我認為今日王彬彬們應自省之處——在他們身上我又讀到了這種引起可怕回憶的“絕對命令”。
王彬彬在他的文章中，先引用了蘇格拉底堅持真理從容赴死的例證， 又褒揚了魯迅、肯定了呂熒。這都不錯，但當他以此為“絕對命令”，批評蕭乾們時，卻極似當年的紅衛(wèi)兵。在“文革”的“審父”過程中，紅衛(wèi)兵經(jīng)常提出這樣的詰問：為什么別人都參加革命你卻依然搞學問？為什么別人上了延安你卻留在北平？為什么別人死在監(jiān)獄中你卻被放出來？為什么別人在戰(zhàn)場上與敵人同歸于盡，你卻成了俘虜？結(jié)果，幾乎所有的“舊”知識分子、所有敵占區(qū)文人、所有的被捕被俘人員統(tǒng)統(tǒng)都成了有罪者，且罪莫大焉。遭遇最慘者當屬原朝鮮參戰(zhàn)志愿軍戰(zhàn)俘了。其中之慘烈情節(jié)前些年報告文學已有披露，此處不贅。不過更大的悲劇還在紅衛(wèi)兵本身。他們審人審己，已經(jīng)沒有“不革命”的路可以選擇了，于是，為了獻身“崇高理想”、為了捍衛(wèi)“毛主席革命路線”，他們毫不猶豫地把大刀長槍乃至機關(guān)槍大炮砍向射向?qū)Ψ?nbsp;，也就是自己昨日的同學、同志！ 我至今仍保存著一張手按短槍英姿灑爽的徐州女紅衛(wèi)兵照片，她可能也“犧牲”在后來的武斗中了。這是一代人用青春和鮮血書寫的悲劇。但遺憾的是，除了《楓》和早期的傷痕文學之外，甚至“紅衛(wèi)兵”作家們自己也將這些“傷痕”從記憶中抹去了④。整個中國似乎只有巴金老人在那里不停地呼吁、再呼吁。一紙極 “左”路線的封條， 封存了歷史也拂平了人們心靈的創(chuàng)傷。
應當感謝王彬彬們，他們撕下了歷史的封條，同時也喚起了人們的警覺。今天再重新回首的時候，人們才發(fā)現(xiàn)，我們既往對“文革”以及三十年極“左”悲劇根源的認識遠沒到位，類似歷史悲劇重演的社會基礎(chǔ)仍在，這其中，便包括對極“左”路線得以猖獗的社會輿論基礎(chǔ)：道德偏執(zhí)癥的忽視。 
如同在經(jīng)濟戰(zhàn)線上我們多少年來總想超越商品經(jīng)濟階段直接進入共產(chǎn)主義一樣，在道德領(lǐng)域中，我們也是忽視公德—常德建設(shè)，總試圖用崇高道德或革命道德取代社會公德—常德。換句話說，道德建設(shè)同樣也不能越過初級階段直接進入高級階段。我們只能用公德—常德而不是崇高道德要求群眾。我這樣立論，或許會召來諸如提倡懦夫哲學庸人道德之類的歸謬指責。在日寇入侵或國民黨黑暗統(tǒng)治時期，如果人人都明哲保身，那我們民族豈不萬劫不復了嗎？但這樣的“如果”也是不能成立的。正象不能人人皆崇高一樣，也不可能人人皆平凡�？隙ㄓ猩贁�(shù)先知先覺者，揭竿而起奮起抵抗。這就是革命者，這就是革命覺悟；共產(chǎn)黨是無產(chǎn)階級先鋒隊，含義就在這里。這時革命者應當倡導和實踐的當然就不是公德，而是革命道德，使更多的人景行行之，使更多的人提高覺悟參加革命。革命崇高，要靠本人的覺悟的完成，而不能靠他人的道德命令實現(xiàn)。大多數(shù)群眾在覺悟不到的時候，只要恪守常德保持良知堅持節(jié)操，不與敵人同流合污，不損害大眾或民族的利益，在客觀上也就是對革命的支持。因此，盡管常德并不能直接產(chǎn)生崇高產(chǎn)生革命，但它卻是崇高或革命道德的基礎(chǔ)，可以給崇高以道德支持。試想。如果日寇入侵中國時，全體中國人都不當偽軍不作漢奸，日寇能統(tǒng)治中國大半江山八年之久嗎？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抗戰(zhàn)之所以艱苦，不是群眾中革命覺悟者少了，而是喪失民族良知的漢奸多了（抗戰(zhàn)結(jié)束時，八路軍等革命軍隊約120萬，恰好等于抗戰(zhàn)所消滅俘虜偽軍數(shù)）！ 周作人不參加革命不是罪人，但他幾乎是自愿當漢奸，卻永遠不應被寬�。∮肋h！張中行先生一直贏得我的尊敬，不僅是他的文章，而且是他對當時革命者的尊敬——盡管他自己沒有參加革命。同理，“文革”中令人發(fā)指的法西斯暴行之所以大規(guī)模發(fā)生，也不在于張志新們少了，而是E 類喪失良知投機分子和沒有道德良知約束的Ⅱ類“革命”青年太多了。否則，不至于那么多人被揪出來、被活活打死。盡管今天我們已永遠無法將曾參與制造種種悲劇的 E類人揪出來進行道德批判了，但道德輿論的批判鋒芒卻應當永遠不放過他們以懲戒后者！
因此當‘文革’結(jié)束后，偽崇高道德體系一旦瓦解，整個社會便失去道德支撐點，人們行為動機一下子從‘全心全意為革命’滑到千方百計為自己，極端利己主義日益猖獗。少數(shù)一輩子‘大公無私’的老干部，甚至一下子蛻變成‘大公皆私’鯨吞巨額國有資產(chǎn)的貪污腐化分子。但這時，我們的道德建設(shè)卻依然停留在抽象高標準上，希望用崇高英雄形象或理想道德楷模約束全民道德。結(jié)果，適得其反：當我們把圣德作為常德要求人們遵行時，恰好使道德的調(diào)節(jié)功能失效，因為既然大多數(shù)人并不能實行圣德，彼此彼此，也就形不成道德輿論壓力，反而使常德無人遵守，使缺德不受譴責，甚至得到道德鼓勵：‘不吃白不吃，不拿白不拿’、‘有權(quán)不用過期作廢’等等‘醒世名言’流行便是例證。這便形成惡人惡行肆無忌憚無法無天的道德土壤。貪污犯被揪出來，人們不是仇恨，而是嘲笑他不長眼；反之，奉公守法者，人們不是尊敬，而是懷疑這人是否缺心眼。崇高成了痞子們的嘲弄對象：‘大兵，學雷鋒為我作點好事吧！’……結(jié)果好人做好事憂心忡忡，壞人做壞事卻無人譴責……那些解救被拐賣婦女的公安人員不是講比解放前打鬼子都難嗎？因為全村沒有人站正義和法律一邊！試問，在這樣的社會道德環(huán)境中，即是出來幾個圣人又有什么意義呢？ 
由此，我們便回到了現(xiàn)實道德建設(shè)的話題上。我知道，王彬彬們的“審父”動機是基于他們對當下道德滑坡的義憤，希望憑借青春熱情點燃人們心頭熄滅已久的理想與崇高火焰。對此，我深表理解。對于自己不崇高卻肆意嘲弄崇高、對于自己不革命卻嘲笑別人革命的人，應當進行道德抨擊。尤其對鼓吹理解周作人之流的文人，應當批判。但遺憾的是，選擇蕭乾言行和王蒙言論為批判目標時 ， 他們的抨擊方向卻是錯了。今日造成道德滑坡的原因很多，但從道德自身而言（不涉及市場經(jīng)濟對道德沖擊），
因此，我的結(jié)論很明確，無論是挽救沉淪道德還是高揚人文精神，我們都應從社會公德和常德建設(shè)起步。這是真正艱巨的歷史任務(wù)，也是真正崇高的目標。在和平時期，若能建設(shè)一個人人遵守公德，個個都合法“利己”不害人，真正“夜不閉戶”的社會，那不正是我們的理想境界嗎？但在今天，要使全體公民尤其包括廣大農(nóng)民遵守公德—常德，又談何容易！它比經(jīng)濟翻兩翻的任務(wù)艱巨的多！更比著述宏揚人文精神艱巨的多！這不僅在于它必須要經(jīng)過一個長期艱巨的全民道德教育過程，還在于它實際上涉及一個艱巨地國民精神重建問題。
道德偏執(zhí)癥之所以在中國盛行，還在于我們民族從來就沒有現(xiàn)代意義的社會公德意識。中國的所謂傳統(tǒng)美德一直是與封建道德連體并存的。盡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可以作現(xiàn)代公德釋用，但在存天理滅人欲的框架中，它的共生命題卻是“人所不欲，專施于人”——立起一座座貞節(jié)牌坊

。禮教殺人也就是偽崇高殺人、圣德殺人，與“文革”期間所倡導的“寧為‘公’字前進一步死，不為私字后退半步生”一脈承傳。我們今天需要的是建立在現(xiàn)代人權(quán)人道法制基礎(chǔ)上的社會公德，用公民良知構(gòu)筑起有效防止惡欲橫流制止道德滑坡的輿論大堤。這便需要公德、常德之A、B、C的普及，需要補“前現(xiàn)代”的人文啟蒙的課、需要多學科人文學者的投入、 需要輿論界文學界教育界的帥先垂范并配合法律界協(xié)同教育宣傳，這是一項偉大的精神文明建設(shè)工程。眼下，迫切需要的是明確建設(shè)方向，形成抵制濁流的強大統(tǒng)一戰(zhàn)線，并提出一些可操作性公德和常德建設(shè)方案。今天，商業(yè)道德建設(shè)已經(jīng)具體化了，譬如揚棄抽象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wù)”口號，取而代之的是不講服務(wù)“忌語”等。而我們文學界一些朋友卻依然道德偏執(zhí)崇高懸的，動輒批評作家不夠偉大愧對魯迅巴金曹雪芹等等，不能不使人痛惜他們偏離了“崇高”目標浪費了熱情。一個作家是否? 氤晌?蚰芊癯晌?按笞骷一蛉死嗔榛甑墓こ淌Γ?撬?鋈說難≡瘢?詞棺韃壞劍?膊懷械５賴碌腦鶉危恢灰??罟?胤ǎ?換摶?薜粒?壞圖痘粕??回馇猿??鬮蘅芍岡稹?nbsp;為什么我們一定要以偉大作家的尺度去要求他們呢？ 而當批評矛頭對向他們的時候，恰恰放過了那些肆意販賣精神鴉片晦淫晦盜蛀蝕社會公德的“作家”們。從這個意義上說，名作家寫“報屁股”文章占領(lǐng)小報陣地，并不是壞事，只要他自愿——因為這對他們有限的創(chuàng)作生命畢竟是剝奪。因此，我認為文學界當前最為迫切的也最為實際的任務(wù)，不是要求每一位作家都成為靈魂的工程師，而是應當由一批作家牽頭，提出并簽署大多數(shù)作家都能遵守的職業(yè)道德—常德公約，先形成強大輿論，剎住晦淫晦盜低級黃色剽竊抄襲之風，先凈化文學界道德風氣，再影響整個社會。若果能成，這肯定是一件“公德”無量的大好事，其意義決不在人文精神闡釋或終極關(guān)懷倡導之下。


——————————————————————————————————
① 譬如市場經(jīng)濟對道德建設(shè)是進步作用還是破壞作用，抽象討論是沒有結(jié)果的，應當說是兩者兼有：在歷史道德領(lǐng)域是進步，在公共道德領(lǐng)域是退步。筆者在拙著《審美系統(tǒng)模型》中有詳盡論述，其中主要觀點見《文學評論》03年一期《從惡的評價兩難論及歷史尺度與道德尺度》。
② 公德與常德不能混同，公德是道德性質(zhì)劃分、常德是道德層次劃分；多數(shù)公德是常德，但在歷史道德領(lǐng)域中的常德并不是公德。本文將公德與常德并列，是因為筆者認為目前最需要強調(diào)的是公德中的常德，故將兩者平列。
③ 但這時的道德“命令”實際上已經(jīng)轉(zhuǎn)化為常德要求了，因為它實際上是對人的類同情心或良心的一種呼喚。
④ 新時期文學早期，青島作者周立武曾在《上海文學》發(fā)表過一篇《巨獸》，便是以批判這種英雄主義的道德謀殺為主題的，遺憾的是作品的現(xiàn)代派形式使人們難以理解其內(nèi)涵。 

相關(guān)性：畢業(yè)論文,免費畢業(yè)論文,大學畢業(yè)論文,畢業(yè)論文模板 
 
[打印本頁] [關(guān)閉窗口] [↑返回頂端] 　 
 

【歷史的誤讀與道德的偏執(zhí)】相關(guān)文章：

對新課標幾種誤讀的審視08-15

閱讀教學鼓勵學生合理“誤讀”08-17

道德與法律的嬗變——法治與德治之歷史與現(xiàn)實反思08-12

道德的法——法律與道德的互動08-12

道德08-18

道德體驗是道德教育的真諦08-13

道德認知、道德情感手記兩則08-17

歷史教案－歷史08-17

論法與道德08-12

道德名言08-23